观察站|“国之大者”成为北京喊话香港官场新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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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香港政治文化浸染的官员比较认同西方的官僚价值,欠缺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为国为民的道统。(多维新闻)

香港作家金庸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华语文化圈中极富感召力的一种个人价值观与家国认知。2020年,这一超我价值观被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及,并将要求为官者要心怀“国之大者”。在北京看来,中国官场流弊正是因为为官不修官德,失去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责任和国家意识。内地贪腐如此,香港管治团队的个人观念和低效能酿成的危机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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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官缺乏“国之大者”思维

2021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在香港修例风波中上任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首次公开讲话,其当时在讲到香港官员时就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而其中一项要求就是要胸怀“国之大者”。

这是继习近平面向内地官员强调这一概念后,首次有北京官员将这一标准用来要求香港官员,且是处于重要岗位的治理人士。

对于香港来说,其与内地政制不同,官僚机构的价值体系与治理思维也迥异,香港多得是以政治谋生的政务官,但极少有识得大局,能为香港作长期规划、全面部署的政治家。

北京要求处于香港政务架构中重要岗位的、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胸怀“国之大者”,一方面是告诫涉港官员要有“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大局意识去思考处理香港问题,另一方面是给香港官员的要求,脱离旧有的管治思维,以政治家的头脑为香港谋划。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转变,无论是要求香港高官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有对大局的清醒认知与坚守,还是让他们站在北京的角度排除万难为香港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平衡利益冲突。但正如多维新闻所倡导的——智者为能“以小事大”。香港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不是诉诸暴力、不停内耗,逞无谓之“勇”,而是首先应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定位与角色,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认清自己可以凭借的力量,如此才是“智”,才是“大勇”。当然,前提是香港需要培养出一批政治家。

“国之大者”是习近平发动的思想动员

对于“国之大者”含义,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阐释是:“大者”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而“国之大者”则事关方向方位、事关关键要害、事关行稳致远。习近平提这一概念是在2020年4月考察其数次批示的秦岭违建别墅事发地陕西之时,彼时其告诉陕西为官者以此为戒,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此后,在中共政治局的高层会议,面对中国省部级的高层官员,以及中共培养的特定官员,习近平都再次提出过“国之大者”的概念,并对不同群体的要求有微妙变化。

对于位于中共高级决策层的数十位政治局官员,习要求他们“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对中国各省部级官员,习称,要“心怀‘国之大者’”,并强化自己的能力水平,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对具培养型官员,习强调,“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

从习近平提出“国之大者”的概念以及此后的官媒阐释来看,习近平所称的“国之大者”是关系中国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共所作出的时势判断以及政策部署,例如此前的脱贫、例如环保、乡村振兴、新发展格局等等。

其实,诸如此类中共决策并非与以往大政方针有特殊区分,而习近平冠以“国之大者”的定位背后实质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领导者对整个官僚队伍的思想动员。事实上,从中国封建时期至今,中国领导者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下尾大不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以及地方对政策的解读与执行荒腔走板,严重阻碍、带偏中央政策的下达与通行。

仍以陕西秦岭违建别墅案为例,彼时,中南海震怒清洗陕西半个官场的原因是通报陕西官员“不讲政治”。“讲政治”是中共话语体系下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指令的态度反馈,其大概有口头上、明面上的“拥护”“赞成”,也有行动上的“贯彻落实”。但是在秦岭违建案上,习近平六次批示却仍出现“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问题。这一方面是对中共中央政策指令的置若罔闻,另一方面陕西官场不能理解中南海对秦岭违建问题的真正关切,即中国正在大规模强力度推行的环保政策。

尤其是后者,其关涉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队伍不理解政策背后的用意,认识不到日常工作背后牵涉的顶层规划目标,仍是以形式主义那一套敷衍了事,那再宏伟的蓝图终究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但是官僚队伍中的等级规则与不同职位之间的壁垒乃至官员素质的参差不齐,都很难令庞大的官员群体对顶层旨意有统一而清晰的认知。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提“国之大者”的缘由。

习近平上台后虽然制定了较为宏大的中国各阶段目标,但其身后庞大的官僚队伍很难理解、执行这一系列政策。(新华社)

其希望在中国面临百年大变局的时局下,中国的官员群体能够以超脱的眼光甚至格局克服主观上的局限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大环境,并能拥有全局责任意识,做到“上下同欲”,继而实现中国的复兴目标。这体现了一位有为领导人的雄心与他理想主义的一面。

2019年3月,当在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被问到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的心情时,他用了一句颇体现其意识认知的话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句话在中国哲学中儒释道各家学说中皆有讨论,但其更为明显的是体现了中共官方的主流价值:为了大我可以放弃小我的牺牲精神。

这种认知在过去常常被认为与习加强其个人权威相关联,在中国各级官员的讲话中,通常要宣明的是“增强‘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对照习近平“我将无我”的认知,那么中共要求各级官员向中央看齐的可能并非“人”,而是精准的政策。

这当然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习曾在早年就告诫过中国的官员群体: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这种要求挣脱个人私利与超越个人局限的标准,在古代中国“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中被奉为为官准则,习近平显然是要为当下中国官场重新恢复这种政治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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