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儒痛批妖诞 文昌帝君信仰何以“走向”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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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农历二月初三、正值民间信仰中的“文昌帝君诞辰”,台湾各地供奉神祇文昌帝君的庙宇香火总特别鼎盛。受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与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士人无不希望通过科甲及第获得入仕的机会。而今,四川省绵阳市的“梓潼文昌祖庭”都名列在大陆国台办公布的79所“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然而,这个起源于四川盆地的信仰,又是扩及全中国并传入台湾的呢?

始建于清雍正九年(1731)的浙江奉化的文昌阁,是清代文人学士聚会、祭祀文昌帝君之处。(VCG)

发源于星辰崇拜的文昌信仰

文昌,起源自先秦时期中国人对天上星辰的崇拜,台中科技大学应用中文系教授林翠凤指出,“文昌”一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代屈原《楚辞.远游》:“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指观察星象后想象文昌星为掌管众灵、召领众星的领袖,负责指挥部署以护卫。纬书《孝经授神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林翠凤解释,精气汇聚乃成文,宣扬天理法纪为昌,才得名“文昌”

《史记﹒天官书》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而《史记索隐》引《春秋元命包》解释:“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可见文昌星原先“主管”的范围相当广泛。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孔令宏认为,到了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人们开始看重文昌宫第三星“贵相理文绪”和第六星“司禄赏功进士”的职能,从主大贵的吉星转而成为了主掌功名利禄之神。

唐玄宗幸蜀显灵 信仰走向全国

除了观星象而来的文昌星信仰,如今四川梓潼的“七曲山大庙”,在秦汉至魏晋时期曾为善板祠或张亚子庙,目前可考的最早文献为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梓潼县,郡治。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虵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杼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四川大学中国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王鲁辛表示,距今4000年前的蜀地梓潼先民,不仅有对“梓树神”的图腾崇拜,蛇神又为梓树神的变体,或称为“亚子神”,而古代亚、恶二字相通,所以“恶子”即为“亚子”,亚子祠就是以蛇为祀神的神祠。

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前秦建元十年,374年),蜀人张育、杨光等人起兵二万,反抗前秦政权统治,东晋派遣三万兵力攻垫江(今重庆市垫江县)响应,但遭前秦宁州刺史姚苌(330—393年)击败。张育自立为蜀王、称藩于东晋并围攻成都,经过四个月的战事,张育终遭前秦护羌校尉邓羌攻杀败亡。张育亡故后,当地民众为了纪念他反抗异族统治的事迹,建“张育祠”祭祀,地点恰好与亚子祠毗邻,久而久之,两祠逐渐合而为一,成为“张亚子庙”,使得本来抽象的树神、蛇神泛灵信仰得以人格化。而该庙从地方上的小祠变得声名远播,还与唐代两位皇帝奔蜀有关。

唐朝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唐玄宗仓皇入蜀避难。据说唐玄宗在梓潼张亚子庙小驻时,夜间张亚子显灵托梦,告知乱事即将平定,大唐国祚得以延续,不久后果然传来郭子仪、李光弼借回纥兵击退叛军、即将收复长安的消息。唐玄宗在欣喜之余,追封张亚子为左丞;唐僖宗在位期间(873—888年)爆发黄巢之乱(875—884年),唐僖宗逃奔剑南道成都,路过七曲山时亲祀梓潼神,追封张亚子为济顺王。有了唐朝皇帝的加持,后宋代帝王屡屡敕封,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朝廷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至此梓潼神被称为“文昌帝君”,不但从地方神祇跃升为闻名全国的大神,还与文昌星信仰完全合并,成为保佑学子考试顺利的神灵。

清代儒者痛斥文昌信仰

林翠凤表示,文昌信仰在清代为朝廷更加推崇。清嘉庆六年(1801),大学士朱珪呈进《文昌化书》,嘉庆帝颁布上谕称:

朕本日虔申展谒,行九叩礼。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着,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着交礼部太常寺,将每岁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仪文,仿照关帝定制。

清朝皇帝亲临致祭,敕命各省皆立文昌庙,宣告其正式列入国家祭典,与关圣帝君武庙并称同祀,每年实行春、秋二祭,地位几乎与孔子并尊,因此日后文昌祠有时也取代孔庙,几乎成为文庙的代表。然而,清代士人并非都对文昌帝君信仰买账,像颜元痛斥其“司天下士子科名贵贱,以欺弄文人,可谓妖矣!”大儒熊赐履也批评文昌信仰的荒诞:“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禄,与梓潼无干。道书谓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文昌司禄宏仁大帝,盖其诞也”。只是,文昌信仰正反映了民间对追求功名利禄的渴望,信仰的兴盛既符合广大百姓的心理需求,为改善一地的风俗与“文脉”,人们往往会兴建文昌祠。

清康熙年间,台湾岛成为中国版图,文昌信仰也随着政权力量进入台湾。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新宪指出,全台最早的文昌祠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台湾府与台湾县(均在今台南市区),迄1895年割让以前,全台共兴建48座奉祀文昌的场所,平均4年就建有一座。其中,官修7座、官请民建4座、官民合建2座,兴建者不详3座,最多的是读书人或地方仕绅主导设立的有32座。

清道光廿年(1840),经芝兰街(台北市士林区)士绅潘永清(1820—1873年,号定民)提倡,在芝山岩主祀开漳圣王的惠济宫侧建文昌祠以奉祀文昌帝君,并在祠内设全台最早的义塾—“文昌祠义学”,教育当地乡民子弟,奠定鼎盛学风,并培养出许多秀才、举人,堪称“士子如林”,使得八芝兰改称士林,就是一个建文昌庙、提倡学风的典型案例。

康熙年间的福建台湾厦门道道台陈瑸(1656—1718年)积极兴学,提议仿福州府学奎光阁的样式,在台湾府学旁兴建文昌阁,将文昌信仰纳入传统儒家的思想范围。有了陈瑸的提倡,清代台湾官员大多鼓励或推动文昌信仰,甚至将其视为重要的职责,让儒学传承、科举考试与文昌信仰等三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发展态势,脱离了许多迷信色彩。从此,文昌信仰就在台湾岛上落地生根,成为两岸民间信仰共有、共享的重要标志,迄今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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