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划定三大社会主义样板高地:最资本主义的地方何以成功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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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两会”之后,擘画未来五年发展的中共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内容终于出炉,其中有一处内容具有不同寻常的涵义:“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显然,在习近平的发展战略布局里,深圳、浦东、浙江三地承担了特殊使命,已经被拔高为习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板明星。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按照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认知,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中共党内“姓资姓社”时的争论,深圳、浦东、浙江可谓是中国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三个地区。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代表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浦东面向全球拥抱世界,是中国最具国际化、开放性的试验区;浙江民间中小企业活跃,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区,按照毛时代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他们都是应被革掉的资本主义毒草。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认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所以在中共建政初期,中国全面否定市场经济,将私有制、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引发了中国社会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些保守派攻击深圳在搞“资本主义”。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讲话,中共才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也经常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归结为资本的作用,尤其是深圳、浦东以及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更被称为是中国最资本主义的地方。

但是,30年后,这些曾经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反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样板高地,可见中国社会思想、现实变迁之巨,也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处。很显然,经由邓小平时代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实践教育,中国社会已经走出了毛时代对社会主义的教条认知,邓小平当年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已经深入人心。西方很多人说习近平在走毛时代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路线,这一更具体的变化说明,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性认识上,习近平可能和邓小平才具有更多相似之处。

习近平确实有向毛回归的地方,比如政治权力向中央乃至个人的高度集中,更强调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管治角色,具有更强烈的斗争意识与意识形态色彩等,但是在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性认识上,从他将深圳、浦东、浙江三地提升为社会主义样板高地可以看出,他仍然延续了邓小平“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经典理念。

中国社会大众现在也已经普遍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一个普遍贫穷落后的社会非但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反而还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内卷之中。一个社会只有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然后努力消除两极分化,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据最新数据,2020年上海浦东新区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深圳市人均GDP近3万美元,浙江省人均GDP也达到1.6万美元(仅次于北京、上海、江苏,在大陆各省区位居第四),都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深圳、浦东更已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本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精神,三地也应该从不同的层面发挥好“带动”作用,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均衡发展做出示范效应,从而为习时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好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目标一样,但三个社会主义样板的定位还是有所不同。整体来看,深圳是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中心,浦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枢纽,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发展最均衡的省区,这三地的发展各具特色,将它们定位为社会主义示范区自然是要发挥它们的特长,从不同角度去探索既推动生产力发展,又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看深圳,深圳是广东省下辖的副省级城市,其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2019年常住人口1,340多万,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27,670亿人民币(约合4,010亿美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之一。与北上广不同的是,深圳已经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以华为、腾讯、大疆、中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的崛起,让深圳摆脱了原来的“山寨之都”形象,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最成功的城市。中国要向发达国家迈进,经济必须转型升级,而深圳走在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前面,基本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正是社会主义的关键内容。

正因此,早在2019年8月,深圳即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在现代化经济体系、民主法治环境、现代城市文明、民生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做好示范性发展,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可说,深圳是中国城市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示范区。

其次说浦东,浦东是上海市下辖的国家级新区,面积1,210平方公里,人口约557万人,2020年其地区生产总值达1.3万亿人民币(约合1,884亿美元),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中国不少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国际化建设都在浦东试行,这是中共将浦东定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原因所在。即浦东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更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示范区,旨在探索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再说浙江,浙江是中国长三角的重要一省,面积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2019年常住人口5,800多万,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64,613亿人民币(约合9,364亿美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区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均衡的省份。虽然将浙江划为中国社会主义样板高地具有强烈的个人因素,作为曾经的“龙兴之地”,习近平对浙江明显具有强烈个人感情,但是扎实的经济数据与民生状况,才是浙江能逆袭北京、雀屏中选的最重要原因。

据2020年数据,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浙江是中国最富裕的省区,其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397元人民币,仅次于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而经济发达的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390元人民币,广东更低为4.1万人民币。与江苏、广东相比,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可谓藏富于民,且分配均衡。2020年在浙江11个地级市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的就有9个,只有丽水、衢州两市低于5万元,约为3.8万元(接近广东省平均水平)。将浙江定位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可谓名副其实,浙江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也确实有望为中国探索出可行之路。

综合来看,深圳、浦东两个示范区或重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而浙江则旨在探索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三个示范区各有侧重。不过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中国梦”,也就是到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界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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