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最高法的反对票 缺乏民意认同的“红色”法治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中国“两高”的工作报告几乎是历年中国全国人大表决中不赞同票最多的议案。图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法官周强(右)交谈。(Reuters)

中国外交高级官员在阿拉斯加谈判桌上的对美讲话令舆论开始正视——一个离开世界牌桌百年的大国正在回归。从基本的经济总量上看,有预判中国将在2027年之前超越美国,这次会谈之前的两会上,中国又通过了目标宏大的十四五规划,中共领导人亲自参与制定了这项要在经济、科技、环境甚至社会治理等方面有快速进步的一套详细方案,引起美国不少官员重视。伴随着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的那句“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层面出发居高临下同中国讲话”更令外界冲击性地认识到中国的变化。但事实上,无论是从国家强大的阶段论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逻辑来说,在面对挑战有底气不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这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在落幕不久的中国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表决了十项议案,包括政府工作报告,预算决算,十四五规划,人大组织法的修正案,关于香港的选举改制议案,中国“两高”(最高法、最高检)工作报告等,十项议案的表决数据显示,中国“两高”工作报告不赞成票数显眼。且不说相比香港选举改制议案的0票反对,1票弃权,涉中国人大常委会扩权的组织法修正案也仅有6票不赞成,但是中国最高法的报告反对票65票,弃权31票,最高检反对票52票,22票弃权。

尽管这已经算是“高票”通过,但相对于其他几项议案,“两高”工作报告的“认同率”明显大打折扣。

2021年中国全国两会人大审议表决的十项议案中,中国“两高”不赞成票居高。(多维新闻制作)

当然,这种表决数据对比,不排除有非内容本身因素影响,相比十四五规划,香港的选举改制等这些关涉中国发展与国家安全大是大非立场,且带有中共高层强烈意志的议案,两高报告的政治色彩就弱得多。例如2018年的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当年的宪法修正案在中国内外舆论争议不断,不过当时中国全国人大的表决数据是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相比之下,分别投给中国“两高”工作报告的不赞成票近200张。

不过,这并不能掩饰中国“两高”,更准确的说是中国司法本身的问题。2009年的“两会”上,就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公开表示:“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其中既有体制性的问题,也有司法人员自身的问题。

关于前者,最为舆论尤其是中国自由派争议的是,中国司法体制的“怪异”。在西方的权力架构中,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互相制约和平衡,这被认为是抑制滥权,避免权力集中的优秀制度设计,且被多数国家所采用,并被认为是民主的具体体现。但在中国却有“公检法一家”的说法,公安、司法不再被权力分置制约,而是集中到中共政法。公安是中共的“刀把子”,司法也要服从“党的领导”。这种制度设计成为中国司法不被认可的原罪,也被认为是行政干预司法的元凶。

例如2009年的“李庄案”,彼时律师李庄为重庆市严打的涉黑人员辩护期间,被重庆检察院质疑唆使嫌疑人及证人伪造证据,进而本该相互制约的重庆市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却“为了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联手为李庄定罪。该案件中暴露出的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人身权利等漏洞在舆论界引发极大非议。

司法权力缺乏足够的监督滋生的腐败案所造成的影响也破为严重,例如2009年的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贪污受贿案,2015年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牵涉的腐败案,乃至2019年震动中国舆论的陕西千亿矿权案,都暴露了中国司法存在严重的不公与腐败现象。尤其是陕西千亿矿权案,在中共政法委的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通告,所谓的陕西千亿矿权案二审卷宗丢失乃爆料人中国最高法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王林清“自导自演”,但官方的调查结果竟受到舆论的质疑与不信任。

司法领域的长期积弊,令民众对中国司法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了极深的程度。而在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不赞成票背后,实则是更为广泛的不满群体。

除此之外,办案效率低下、法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普通民众法律诉求成本高昂等等问题严重影响民众对中国司法的观感,历年中国“两高”的工作报告表决中,中国人大的企业代表和律师群体代表是“两高”反对票的重要“铁杆”。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从2005以后,除了偶有中央和地方预算决算的议案反对票略高外,中国“两高”的工作报告得到的反对票一直都高居榜首。此外,中国媒体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两高”报告具有一定的竞争意味。不仅外部将“两高”放在一起比较,“两高”自己也激烈争抢“倒数第二”、坚决避免“垫底”。其中2015年中国全国两会上,中国最高法以2619票赞成,213票反对,44票弃权获得通过;最高检报告以2529票赞成,284票反对,61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样的对决被舆论打趣为“两会”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次东交民巷27号(位于北京的最高法住址)“小胜”北河沿大街147号(位于北京的中国最高检住址)。

中国“两高”工作报告的认同度较其他议案较低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其既有中国司法本身的体制性、能力层面问题,也有代表诉求与司法职权范围不对称的矛盾。但从纵向对比来看,中国“两高”的工作报告不赞成票是在递减的,且这种趋势十分明显。曾参与过人大表决的一位代表透露,在1990年代中后期,“两高”报告反对票甚至一度高达40%,处于通不过的危险边缘,但近年来,“两高”报告通过率都在90%以上。

2009年至2021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最高法工作报告在人大的得票数据,其与中国最高检的得票率较为接近,相较其他议案,中国“两高”表决通过率“双低”。(多维新闻制作)

2009年至2021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最高检工作报告在人大的得票数据,,虽然不赞成票逐年递减,但得票率仍在每年的议案中“垫底”(多维新闻制作)

“两高”报告获得票数变化的背后是民众对中国司法的改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法治被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随之而来的中共反腐、中共政法改革等不仅从架构上再厘清职权,更是强力度清除了政法领域的腐败、粗暴、低效等积弊。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促进了中国司法的透明化与高效,以及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更注重社会呼声。借助互联网技术,如今中国地方乃至最高法判定的大大小小案件均可以在网上有资可查,且中国北京、上海、杭州成立互联网法院,实验新的在线诉讼模式,提高诉讼效率与便捷性。此外,因为互联网几何级的放大了公民的监督便利,这也倒逼司法对舆论的回应诉求。例如孙小果案,山东辱母案,甚至疫情期间对李文亮事件的调查等等事件,都让司法在被动中适应接受公众的监督与改进。

当然,无论是司法环境还是司法工作的改善都很难一蹴而就,人们对法治的认知与认可是通过社会中的一件件小事积累起来的,这种变化需要一个缓冲期,而承担着中国提倡的 “公平 正义”人类价值使命的司法更应看到,中国民众对法治的期待仍旧摆在人大表决议案的“垫底”位置。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