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发掘为何引举世瞩目 考古科技刷新人类认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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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学术报告厅,“考古中国”项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项目的专家向媒体通报三星堆遗址发掘新情况,解读本次考古成果的价值与意义。(新华社)

一场正在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进行的考古发掘,不仅是考古界一直所期待的,也已令整个网络热搜为之沸腾。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被世人知晓以来,已历经百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该遗址早前出土的许多器物显示其文明程度极高。在距离1986年发现三星堆1、2号祭祀坑引举世瞩目35年之后,新近发掘的6个祭祀坑再次震惊世人。目前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更多国宝重器陆续出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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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测,此次将是三星堆祭祀区的一次重要发掘,出土的文物将媲美1、2号坑,并且还将有此前不曾出现过的器物。从官方最新公布的细节看,三星堆新出土金面具近300克,是目前中国早期文明考古发现的最大金面具,“青铜纵目面具”等出土文物因造型夸张,甚至让不少网友怀疑三星堆是外星文明。

“这简直是一个世界奇迹”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四川广汉市城西7公里,南距成都约40公里,因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称。自1929年春,家住月亮湾附近的农民燕道诚父子偶然发现三星堆遗存后,考古工作者就长期关注此地,进行了多次勘探开发,从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考古团队更是对三星堆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和发掘。

随着田野调查的逐步深入,三星堆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所有人的预估。1963年,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领队,会同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对三星堆进行了颇具规模的联合考研发掘,针对三星堆一带遗迹如此密集,冯汉骥教授当时即指出,“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1980年到1981年,四川省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经过数月准备,对三星堆遗址中部东侧1,200平方米范围进行了大规模考古挖掘,发现房屋遗迹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挖掘出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余件以及陶片10万余。

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具有“木骨泥墙”等浓厚蜀地特色的房屋,初步确定了三星堆遗址东、西、南三条笔直走向的土埂系人工叠筑而成,或是城墙遗迹。种种迹象显示,在三星堆发现的文明遗迹,是“一种在四川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三星堆有过高度评价,表示蜀文化的生长点,就在这里。

1986年,于中国考古工作者而言,是成果丰硕的考古大年,广汉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成为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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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的3月到6月,四川大学考古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考古揭露面积1,325平方米,为历年之最。但在这次本有所期待的联合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并未找到祭祀坑,反倒是在7月18日,广汉三星堆当地的砖厂工人在取土做砖坯时无意间取得历史性的考古突破。

以此为契机,中国考古工作者连续发现两个古蜀人的祭祀坑,发掘出许多世所罕见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出土了金杖、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玉边璋、玉牙璋等国宝级文物,以及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青铜太阳轮、跪坐人像、青铜人身形器、青铜大鸟头等珍贵文物。2019年的热播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角色结界兽,其造型即取材自三星堆文物。

时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童恩正教授表示,“这简直是一个世界奇迹!”从出土的数量众多、姿态各异、形体巨大的青铜雕像来看,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彼次出土的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和人头雕像,是中国——甚至是希腊、埃及等地区之外首次发现,金杖、黄金面罩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是西方独有的文物在三星堆的出土,也刷新了人们以往的认知。

在这两个算不上大的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共发掘出1,620件器物,毫不夸张地说,已经足以撑起一个博物馆。

多年来考古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分期、传播范围、与周边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1、2号坑的性质始终存有歧义。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据其考古时的发现可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按研究后文化类别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

从业界声音来看,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对于认识三星堆与当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完善四川古文化发展谱系,确定巴蜀文明形成的基础。该遗址的发现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在学者鞠德源看来,古蜀王国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礼仪制度(包括祭蚕神、躬桑、国傩大典、丧礼、礼器、权杖、玉琮等)传承再现的典型记录和实物遗存的最本源的发祥地。

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三星堆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三星堆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中国上古曾存在众多制度与礼俗迥异的文化,早前有些学者、媒体未严格检视考古证据以及爬梳史实,即以神秘论或外来论来解释中国上古文明的起源问题,三星堆文化甚至曾被解读成古埃及的东方血脉。

对于网友提出三星堆是否外星文明的怀疑,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接受中国央视视频连线访问时表示,没有这种可能,“‘青铜纵目面具’的‘纵目’特别夸张,只是因为古人把它作为一个‘神’,并不能当成古人真实的长相”。

值得关注的绝不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

在王巍看来,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说,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树起了一个新标杆。”

中国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条件下开展,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业界看来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甚至是全球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除搭建了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大棚,为了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尤其是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还专门建造了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等设施,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多项考古科技刷新了人们已往的认知。

正在进行的6个祭祀坑考古发掘运用了诸多新的技术和设备,将原先固有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考古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有数个通透的玻璃“考古舱”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罩住。这些“考古舱”既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对此举例解释称,“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几代考古人及研究者对三星堆遗址遗存及出土器物等,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但长期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仍存有多个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结合出土器物形制、风格和地层关系等多种信息来进行类比和交叉断代是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受当时技术水平、采样质量和数量等因素影响,多年前对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进行的碳14测年,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较之用其他方式获取的考古学信息,业界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明显偏早。中国考古学界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认识长期存在分歧,对遗址的年代判定也一直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是商中期,亦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时期。

不同以往,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20世纪80年代对三星堆遗址1、2号坑进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质有所明判。

科技手段在考古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大,以青铜器出土保护为例,鉴于青铜器在地下已埋藏数千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断裂等,以往在其出土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进行固定,而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则采用3D打印技术,先打印出极为逼真的青铜器模型,然后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再“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形成贴身“防护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能有效避免对青铜器可能带来的损坏。

已出土众多精美器物与城墙的三星堆文化,尚未发现青铜器作坊、城门以及王陵区等在何处,显然,目前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仅只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类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这也或会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的抟结形塑过程增添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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