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燃爆舆论场 折射中国社会的哪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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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成都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通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等重大成果,旋即引起舆论场的轰动。央视亦一连三天推出《三星堆发现》特别节目,以直播形式实时呈现最新的考古收获,顿时吸引更多人瞩目。而此回三星堆遗址之所以再度燃爆舆论热潮,除了时隔数十年后的“上新”之外,亦折射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变。

这项转变,即中国人民对于考古新知与文史动态的关注热情日愈昌盛,每逢有任何新颖的重大发现或史事回顾,总能教广大人民热切回响。而这种温故知新的人文厚度,其形成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本身是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同时文明传承始终未断裂、史料典籍与文物遗存保留得相当丰富的多民族国家,故出土文物的数量本就远比其他国家多,且能依据浩瀚史料快速推敲出文物的来历与年代。此等优势,是其他缺乏文献纪录、建国短浅或是文化传承出现过断层的国家所难以比拟。

次则,在于传播技术与渠道方面的科技革新,令任何学术动态都能及时传达到受众面前。以这回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例,央视特地开播两套直播,在三星堆祭祀坑遗址与三星堆文物保护中心多点介绍,带领观众一探考古现场,既满足了人们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田野调查的好奇,又能实时得知最新的挖掘进度,不失为一次最成功的考古科普。

此外,通过直播,人们才惊觉中国考古学者为了及时维护文物,特意在六座祭祀坑上各自建造温度可控的文保实验室与考古工作舱,还能侦知舱内的二氧化碳与二氧化氮浓度,这与数十年前考古人员拮据的抢救性挖掘迥然不同。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徐坚便表示,“这次三星堆发掘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直接把先进的实验室建在发掘工地上,参与的团队没有所谓的前、后方之分”。这种转变,彻底颠覆了人们以为考古工作就是擎着“洛阳铲”四处敲挖的刻板印象,也打破过去部分网民认为“考古等于盗墓”的错误观念,更使全球得以见证中国考古技术的长足进步。

除了此回三星堆的直播节目“上新”,此前媒体就不断以各种新颖炫目的形式传递考古文史动态。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国家记忆》、《如果国宝会说话》、《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博类节目都颇受好评。尤其是央视《国家宝藏》,以邀请知名艺人或各界的佼佼者参加节目扮演国宝守护人、还有请艺人助演介绍文物背景的方式,成功突破了过去文博类节目表现呆板、卖弄专业知识的窠臼,也拉近受众与悠远历史间的距离。比如王凯饰演的乾隆,便活泼地呈现爱在名画名帖上蓋章的习惯;刘涛饰演的妇好,也流露出不畏外患、愿披坚执锐上战场杀敌的坚毅。这种宣传效果,远比仅邀请专家学者介绍来得更适切,同时也象征中国在文娱媒体领域的巧思和技术创新,令人赞叹。

2017年央视《国家宝藏》节目首播时,邀请知名演员王凯饰演乾隆皇帝,引起观众极大的关注。(央视@国家宝藏截图)

此外,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微博于2019年的开通,也极大点燃了网民们对历史的热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辖的科研机构,该微博从来就不是生硬、枯燥地贴上各期期刊论文当帖子,而是积极针对时事或各种网络段子加以发挥或辟谣。比如关于李鸿章于1896年访欧时吟唱《茉莉花》一曲作为大清国歌的谣言,在坊间已流布多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官微对此发声辟谣的单条博文,就获得了大量点赞与转发,流量甚至比某些官微还多,并赢得了“谣言收割机”的美誉,这亦代表学术界运用媒体传达知识的创意。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大力扫盲、受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使民众智识与素质整体提升,以及近年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内外部形势,还有多民族共存共荣的社会共识。毕竟,若空有丰沛史料以及优异工具,却缺乏能欣赏阳春白雪的知音,要如何使考古发现获得回响、文博节目获得观众喜爱?最显著的对比,当清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年)、大谷光瑞(1876─1948年)相继劫掠走敦煌藏经洞的珍贵文物时,守洞的道士王圆箓赖此牟利,颟顸官员也不拦阻,在列强与官府压力下挣扎的贫困中国百姓们,更没听闻也不晓得此事的严重性。

还有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打砸古迹,堪称历史浩劫;出土过“铜奔马”的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刚被发现时,当地农民就企图违法瞒报,盘算偷偷变卖墓中文物去换回牲口,幸得官员得悉后赶紧前往抢救,但许多漆器、木器、丝织品都已遭破坏,实是历史文化的惨重损失。

文革期间,中国大量文物与古迹遭毁损,堪称史上一大浩劫,此为1966年红卫兵冲入山东曲阜孔庙大肆破坏的场景。(凤凰网)

然而如今,盲目破坏与大规模盗卖文物的无知陋俗,已几乎在今日中国销声匿迹,偶有传出地方政府或房地产开发商毁损古迹文物的消息,也必使人民怒声震天。如此天壤之别的转变,若无中国国力的上升、经济的发达与安定的环境,实无法陶冶出尊重历史又爱护智识的高素质人民。而也因人民素质的提升,昔日那种打着寻宝幌子、实质是粗浅地鉴定不知真伪的“国宝”价格与散播不实讯息的庸俗节目,也几乎没法在公众视野前混口饭吃,一檔接一檔地停止制播。

至于多民族共荣发展的特点,尽管汉族占九成人口,但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断包容不同族群与文化的发展,更没有像欧美国家般采取血腥种族屠杀和奴隶制等帝国主义阴暗面的历史包袱,故中国人民的历史共鸣感极强。如辽代上京遗址的踏勘、元上都的考古,都会被中国人民视为共有的历史遗产并加以珍视,绝无“非我族类”的回避或非难。

再举个例证,凸显中外在多民族社会上的差异。2018年,英美学者前往古巴抢救近两百万份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记载着黑奴的详细档案,参与抢救的美国学者拉菲佛(David Lafevor)便坦承美国缺乏这种史料。但可悲的是,由于事涉奴隶制这种不光彩的黑历史,古巴又是白宫长期妖魔化与禁运的国家,故如此重大的工程引不起美国社会的瞩目,这与中国欢迎各种新史料的态度迥然不同。

由此可见,考古动态与文史新知之所以一再燃爆中国舆论,并不是人人都想当端起铲子当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使然,而是国家整体的进步、人民水平的提高,自然会油然生出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热爱。而这种惊人的大转变,同时也是近代中国饱受磨难之后、再度复兴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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