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花|清末民初奠根基 新疆棉纺业为何能走向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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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数个国际服装、鞋品牌陆续发表声明称将拒用新疆棉花,并严词批评新疆地区“逼迫少数民族进行强制劳动和实行宗教歧视”,此举不仅引发中国舆论强大反弹,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等各大电商平台在内,已不显示相关店铺和商品,将其全面下架。为何新疆会成为中国棉花重要产区?过去不少新闻报道都称“数十万外省拾采棉工进新疆”,究竟当地棉业劳动生产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新疆为中国棉花主产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地处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属产棉大县。2020年,沙雅县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98.43万亩,其中机采棉150万亩,棉花机采率达到80%以上。图为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塔里木乡的棉田里采收棉花。(新华社)

高昌纺绵:攀天丝万万九千丈

据现有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于公元1至3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棉布,约6世纪时就已种植棉花。新疆八一农学院(今新疆农业大学)刘迪荣指出,1959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市民丰县沙漠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纺织品(包括两块白兰布),证明至少在中国的东汉时期(25—22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棉布。《梁书.诸夷列传》记载:

(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

高昌国故地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一带,白叠子为中国古代对棉花的称呼之一;而虽然《梁书》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但记载的是南朝萧梁(502—557年)史事。所以在出土文物与现有文献记载的“二重证据”证明下,新疆于6世纪就已经有采棉织成白布用来交易的历史。

刘迪荣表示,1960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高昌时期墓葬中不但发现了棉布,还有公元551年一件借贷64匹绵布的契约;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聪明的研究也指出,在高昌章和五年(535)的墓葬文物有《令狐孝忠妻随葬衣物疏》,即放在墓中记录死者随葬物品的清单,记有“黄今(金)千斤、白银百斤、细绵(锦)百张、钱财万匹”,这里的陪葬纺织物量词(千斤、万匹)多为虚数,虽代表“千千万万”的丰富繁多之意,但“攀天丝万万九千丈”,却也蕴含死者家属希望能借此类物品,牵引死者升天、享受天国快乐的寓意,证实当地植棉业、棉纺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杨增新、盛世才力挺新疆棉业

在新疆统治长达11年又5个月,有“新疆王”之称的軍阀盛世才,主政期间曾大力扶植新疆的棉花产业。(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不过,虽然新疆很早就有棉花种植与绵纺技术,但规模始终不大,即使清乾隆年间两次“平准噶尔部”、一次“平定回部”,列入乾隆帝的“十全武功”,代表清廷开始在新疆屯垦,但政策始终未能明确,对内地商民在新疆活动也多加限制,使植棉规模受限。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刘玉皑指出,清道光十一年(1831),朝廷颁布“招民开垦”上谕,才让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产量提高。清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甘肃新疆省),在和田、吐鲁番、疏勒等地建立农林试验场、讲习所、农务研究所和农林学堂,相继设立官办和私人银号,向棉农提供贷款。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为了改善进口的新疆棉花品质,由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喀什噶尔分行订购了相当数量的美国棉种,无偿分发给当地棉农。到了光绪末年,新疆种植棉花的地区遍及南疆数县和东部吐鲁番地区,北疆昌吉亦有种植,而吐鲁番又逐渐取代南疆西部传统棉区,成为新疆最重要的产棉区。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期间(1912—1928年),特别注重棉业发展。1914年,新疆棉田面积有42万亩、棉年产量400万斤;1918年虽然棉田面积稍减为40万亩,但产量却暴增五倍、达2,100万斤。到了盛世才主政时期(1933—1944年),为增加棉花出口与地方财政收入,积极鼓励全省棉花增产,并在棉种、耕作技术、机械上给予改良和支持,提供优惠政策(免息春耕贷款、发放棉种)。到了1940年,新疆棉产高达2,800万斤,原先每公顷仅能收获五六百斤劣质棉花,提升至1,200至1,400斤的优质棉花。而后受到苏联减少进口新疆棉花,以及1940年代后期政局动荡影响,新疆棉产才呈现萎缩。

京津沪棉纺工厂入新疆

1949年中共建政之际,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30%,现代化工业产值也只有17%,不但基础弱、门类少,超过七成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布局严重失衡。全新疆仅有棉纺织手工工厂10多家,年产值仅8.3万元人民币。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姚勇、硕士生周鲲指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既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等已有的工业基础,又要在内地中西部新建工业基地。毛泽东也于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时提到:“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眼见新疆原产大量优质棉花等原物料,又有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棉纺业基础,非常适合发展纺织业,因此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约有14个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工厂迁往新疆。

在上海招聘借调技术工人320名后,于1952年建成乌鲁木齐水磨沟的“七一棉纺织厂”随即投入生产,拥有棉纺纱锭3.17万锭、布机1,224台,成为新疆第一家现代化棉纺企业,年产白厂丝67公吨、丝织品92万公尺。1958年,天津四个棉杂生产合作社职工300多人迁往新疆石河子,成立“农八师八一棉织厂”,后改名石河子织染厂;1960年,上海市汇新、汇建、汇成、汇群织布厂161名职工、连同家属600余人先后迁入阿克苏,成立“农一师胜利棉织厂”,后改名阿克苏立新棉纺织厂;1963年,北京大兴县试验棉织工厂迁往伊犁奎屯,成立“农七师七一棉纺织厂”,后改名奎屯棉纺织厂。由于当时新疆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辖,故工厂多有师级番号的建置。

新疆棉纺工业的成就惊人

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采棉工需求量有65.6万人,经过大力推动机器采收后,2017年已锐減至12万人。图为新疆棉采摘大军。(微博@河南卫视)

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考察时指出:新疆首先要发展农业,抓好粮食生产,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大力发展棉花,争取为国家多做贡献。196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专门对新疆棉花生产作出指示:一是新疆要在1965年棉花单产60斤的基础上,1966年要进一步提高单产,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苏联1964年单产92斤的水平;二是新疆棉花生产布局要调整,应在南疆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1965年,新疆纺织工业总产值达1.92亿元人民币,占新疆工业总产值的13.71%,创下历史新高。翌年,纺织工业产值虽然略减至1亿5,651万元人民币,但与粮油加工业合计后,在全兵团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52.7%,显示以纺织、食品为主的农副产品行业,在新疆经济结构中居于主要地位。

改革开放后,新疆纺织工业产值更是获得飞速增长,从1978年的1.27亿元,至2007年已达36.6亿元,仅次于化工业的39亿元。如今,新疆棉花全产业链搭上“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与《国家农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的“走出去”政策支持列车,2018年生产规模占中国比重的83. 3%,占全球比例19. 8%,单产居世界第一

采棉人力需求锐减

从产业链中游加工流通环节看,新疆的棉花加工企业达860余家,棉纺规模已超过1,000万锭,全产业链就业容量可达100万人,其中南疆劳动力就业人数达65万人以上。为应对季节性用工短缺的问题,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大规模从河南、四川、重庆、甘肃、宁夏、陕西等传统劳务输出省份招募采棉工,2008年,兵团的采棉工需求量有65.6万人,经过大力推动机器采收后,2014年骤降至20万(外省12.7萬),翌年降低到14.29万,2017年更只剩下12万人

据目前最新数据来看,新疆北部九成以上棉田已实现全程机械化采收,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巴音郭楞等地棉田机械化虽刚刚起步、机采率不足两成,但2019年全新疆棉花机械采收已突破1,150万亩,全区棉田机采率超过40%;况且新疆棉农已不再使用拖拉机,而改用更为快捷高效的农业无人机为棉田喷洒脱叶剂,估计全新疆农业无人机已逾5,000台,作业面积远超2,000万亩。当新疆棉织产业采棉需求人力因机采逐年下降,产值连年攀升、取得世界第一成就的同时,反遭不少国际品牌大厂抵制、批评“强制劳动”,不知这样无端指责的根据又是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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