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莫让层层把关限制了中国学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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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闭幕的2021年中国全国“两会”里,中国政协常委贾庆国关于改进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提案引发舆论共鸣。这一提案反映的审批过多、办理时间过长等问题,中国学术界抱怨已久。

中共十八大后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对此也有所涉及,向高校和科研院所下放了对外学术交流的自主权,但其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甚至与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而被下放审批权的高校和科研院则因之暴露出了早已为人诟病的体制性问题。

贾庆国提案针对四个问题,一是收回了北京大学等单位举办国际会议的审批权限;二是强化了专家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的审批要求,线上参会也要审批;三是扩大了对外交流审批范围,例如有单位要求与外国同行交流活动都要申请审批;四是提高了对外交流的门槛和成本,例如有的单位规定与外国人想见必须两人以上同行,同一个外国人一年见面不得超过两次。

2016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一条中组部、中央外办、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和财政部合作的一份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有一位来自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的教师布达克·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右三)(新华社)

该意见出台之初一度受到欢迎与好评,原因主要是两项改革举措:一是将学术交流合作的具体界定职责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二是教学科研人员出国计划由高校和科研院所负责管理。原先需要按外事审批权限报批的做法,改为仅向上级管理部门报备,以供其宏观把握。

按照改革者的设想,这两项改革是将审批自主权下放给了专家学者所在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等单位,如此便于根据本校和研究人员特殊情况提供更灵活的服务方案。

然而以目前的结果来看,预定的改革目标并未达到。审批权力的下放,不仅没有起到鼓励和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走出去”的积极效果,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使得教学科研人员面临更多的对外交流难题。

不论是贾庆国所列举的“有的单位”“一些单位”,还是苏霜所在学校,应该都是指专家学者所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他们所抱怨的问题,则是因为这些单位在接收下放的审批权力之后,各处为政,扩大了审批范围、细化了审批事项、提高了审批要求。

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此类做法未必出于逐利动机,而是其自身本就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病,被下放的审批权力也被嵌套进了这些单位的惯常形态之中。

因此,2016年推出的意在促进对外学术交流的改革,将审批权下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之后,意外暴露了后者长期存在的沉疴痼疾,改革也因此走向了改革者期待的反面。【点击订阅 查看全文

【上文节录自第67期《多维CN》(2021年4月1日)专题栏目文章《莫让层层把关限制了中国学术开放》。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导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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