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姚洋:中国城市化2.0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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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中国“十四五”期间一个很大的主题——新型城市化,也称为城市化2.0,以及乡村振兴。

作为背景,首先看看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

城市化意味着中国的结构转型,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城市还有集聚和创新的效应,这样的转型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根据我个人计算,过去三、四十年里,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

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也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去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在关于“十四五”规划的报告中把“城市化”和“城镇化”两个词并用,这在我的印象中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在我看来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前的中国官方文件中一般只提“城镇化”,不说“城市化”。因为中国一直担心大城市扩张太快,人口过于集中,会产生所谓的“大城市病”等问题,所以一直是用“城镇化”的说法。

习近平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市区域再集中,另一个是全国1,800多个县市的农村居民向县城集中。关于第二点,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实现县城和村庄的融合。

趋势一:人口再集中

第一个趋势“人口再集中”,指的是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集中,然后到了城市化区域里又进行分散。这个趋势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我把它称为人口的“大集中、小分散”。

比如,美国的地理面积跟中国差不多,人口3亿多,但是摊开美国的地图,会发现美国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包括东海岸、西海岸、五大湖地区,以及佛罗里达州,其他地方人口较少,中西部经常开车一个小时见不到一户人家。另外还有日本,哪怕是日本这样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人口集中也非常显著,东京—名古屋—大阪这个高铁里程不到两个小时的狭窄区域里,集中了日本全国60%—70%的人口。

粤港澳大湾区是今天中国区域城市化的重要构成。图为2020年6月19日广州南沙港铁路跨西江特大斜拉桥施工现场。(新华社)

中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政府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可以预见,到203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

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非凡的。首先,进一步集聚会带来更大的效益。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深圳极有可能成为与硅谷并肩的高科技创新中心。第二,经济地理会发生大调整。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增加,非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下降。第三,会对房地产业产生影响。虽然预计中国总人口将在2025—2028年开始下降,中国总体房价不会有大的增长,但是,新的城市化道路给城市化区域带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将可能导致这些中心城市的房价得以维持,甚至有所上涨,而非城市化区域的房价要维持住就很难,特别是那些人口流出的城市。

由此,中国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从2012年春天就开始提出,到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但改革都没有成功执行。中国可以采用的方式是用居住证代替户口登记,弱化户口所附带的公共服务属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公共服务拉平,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中国“十四五”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高考是户口最大的福利,我们主张把地方高考和全国统考结合起来,全国统考面向那些户籍和学籍分离的学生,这将有利于大城市地区开放户籍的执行。

趋势二:县域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2.0的另一个趋势是农村居民向县城集聚,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县域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自2014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趋于平稳,跨省流动人数基本停止增长,开始了返乡创业的潮流。我们从这一现象中也要看到乡村隐性失业在增加,因为中国统计失业只统计城镇,不统计乡村。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下一步不能让这些脱贫的人再返贫。因此,中国今后的目标要从脱贫攻坚转到全面乡村振兴,使农村继续发展。到2035年中国仍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农村,这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大约三四亿人。即使最终中国城市化完成了,我估计全国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我相信历史也将证明这一点。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哪里?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农业只占中国GDP的8%,15年前中国农民的主要收入已经来自非农业。未来要想全面乡村振兴,核心必须是为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应该实施人口就地城市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应是主力。举个例子,我的老家江西省新干县在过去十年实现了飞速增长,整个江西省近十年在全国GDP的排位上升得非常快,从垫底省份基本上到了中游,这与江西加入长三角一体化,以及大批人口返乡创业有关系。

我的老家新干县现在有35万人,支柱产业是箱包产业和灯具产业,都属于中低端产业,其箱包产业占到全国中低档箱包的80%。箱包的利润很低,一个箱包只赚5块钱左右,但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个福音,因为到工厂里去干活,基本上四五千元人民币的月收入有保障,勤快一点上万元人民币也有可能。这些年我们村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很多人家开始买小轿车。农村居民买小轿车是富裕的标志之一,因为小轿车不能跑运输,完全是消费品。

类似这样发展水平中等偏下的县,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在这些地方仍然应该是主力。所以,有了产业中国的扶贫成绩才能有保证,乡村振兴才有基础,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最终,乡村将成为中国很多人未来的宜居之所,进县城买房与留在村庄居住将形成平衡。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交通也将更加便利。农村地区单体房屋的卫生设施也可以实现自来水、下水系统、抽水马桶等基础设施的普及。如果能把农村变成宜居之所,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就实现了。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北大国发院”,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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