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问题|反恐与扶贫:西方理解新疆的两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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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议题因为西方国家的炒作和“制裁”,以及中国官民的大力反击,成为舆论热点。西方指控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但包括台湾在内一般民众所接受到的“论据”,仍是一些拼凑中共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而做出的“诠释”,带有西方观看中国经常流露出的意识形态偏见或是刻板印象。新疆的问题相当复杂,既有中西博弈的政治斗争,也有中共治疆与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一个全面性的视角,而不是流于民粹情绪式的单薄想像。

2021年4月2日,中共官媒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正式播出,该片聚焦新疆的反恐局势。(微博@CGTN视频截图)

中国大陆官媒环球电视网(CGTN)近期发布的一支新疆反恐的纪录片,对于新疆问题的剖析和辩论,提供了一些反思性的素材,特别是经常被西方和台湾所误读的两大难题:一是“反恐”,二是“扶贫”。唯有对这两个背景有所了解,才有助于外界平心静气地去探究西方眼中新疆所谓的“再教育营”以及“强迫劳动”等争议。

“再教育营”和“反恐”相关

中共官媒发布这支名为《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的纪录片,透过访谈大量新疆自治区前官员、受“疆独”恐怖主义影响而追求“圣战”的青年人,宣称暴露了许多以往从未揭露的事实。包括过去新疆政府有不少官员是“两面人”,例如当地政法委原副书记、司法厅前厅长希尔扎提‧巴吾东,他在暗地里推动“疆独”、资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其所接触的东伊运成员还曾安排60名14至18岁的维吾尔族青少年,到境外参加“圣战”培训班。

该片还揭露,新疆自治区使用的教科书,2003年和2009的版本都加入了鼓吹“东突厥建国”、煽动族群仇恨的内容,教材使用时间长达13年,幕后主导的人却是掌管当地教育大权的官员──新疆教育厅前厅长沙塔尔‧沙吾提。该片想借此向外界诉诸,新疆在过去一段时间,从司法到教育领域的最高层,都遭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国家势力的“渗透”。

众所周知,新疆在2017年前深受恐怖袭击事件所害,单在2014年就发生多起恐攻事件,包括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乌鲁木齐公园北街早市暴恐袭击案、莎车县暴恐袭击案等,屡屡造成数十名无辜平民伤亡。对中共官方而言,其出于消除极端宗教思想和恐怖主义的目的,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官方的用语是“教培中心”),令新疆民众学习国家法律和职业技能,去除极端思想的土壤,主张设立这样的机构有其目的正当性。

平心而论,倘若将视角从新疆抽离出来,事实上新疆的“再教育营”并非世界独创,英国、新加坡也都用类似方式教育、转化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至于中共的做法,意图通过教育培训改造新疆人民,在中共党史上亦能找到“思想改造”、“治病救人”的脉络。

新疆的“教培中心”实施四年多来,新疆未再发生一起恐攻事件,成为了中共官方宣扬的一项“成就”。外界要想理解这项中共眼中的“成就”,其实可以用之对比西方的“反恐”,动辄妖魔化穆斯林、发动大规模战争侵略中东国家,造成上百万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区域性的恐怖主义却仍未断绝,何种反恐方式较为“人道”,这个问题其实比单纯的指责更值得令人反思。

2021年4月2日,中共官媒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正式播出,该片访谈了多位受“疆独”恐怖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少年。(微博@CGTN视频截图)

“强迫劳动”与“扶贫”之辩

此外,被认为带有“反华”色彩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以及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也指控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其“例证”包括中国政府把新疆维吾尔族劳动者转移到内地企业工作,或者组织新疆维吾尔族人在当地棉田从事采收棉花工作等等。问题在于,这类的“控诉”背后,某种程度是将欧美历史上对黑奴实施的“强迫劳动”直接“复制贴上”,忽略了“劳动力转移”与中共扶贫政策之间的关联性。

新疆作为中国大陆贫困人口较多、贫困程度严重的地区,一直是中共扶贫政策紧抓的重点。由于新疆当地就业机会较少,中共政府通过提供外省份的就业机会,转移新疆劳动力到内陆工作(中共的这个做法,也不是新疆所独有,此前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便是通过影视作品,描绘了中国其他省份“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发展棉花产业,除了动员新疆当地民众采收棉花,邻近的甘肃省等外省份的汉族也都会季节性地前去新疆采棉花,体现了“采棉”所具有的经济诱因。

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质疑,新疆民众在劳动过程中可能存在工作繁重或是被当成廉价劳动力“剥削”等问题,但是纵有这样的情形,恐怕也难以否认中共扶贫政策为新疆人民来更显著的生活改善。如果回避了这个重要事实,只是过度放大扶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于新疆问题的理解恐怕是“见树不见林”。

针对ASPI的“强迫劳动”报告,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日前发布了名为《“强迫劳动”还是“追求美好生活”——新疆籍工人内地务工情况调查报告》作为回应。两位来自新疆的研究员访谈了广东省五家企业、70个新疆少数民族的劳工(不只是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斯坦族等);报告指出,这些新疆少数民族工人是“出于个人自由选择”到广东省务工,主要原因为“收入较高,环境更宜居”,也没有受到监控或任何不自由的问题。这份报告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与西方对于新疆的认知,很明显地存在着落差。

西方部分学者和媒体所称的新疆“强迫劳动”还有另一层涵义,即认为中共意图通过就业扶贫,改变维族人原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将维族人“重塑为现代、世俗并有工资收入的中国公民”。事实上,追根究柢,他们会有这样的认识并不足以为奇,因为背后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将少数民族“博物馆化”的想像,仿佛身为少数民族就必须停滞在“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而不能追求现代化和发展。

1月30日,新疆阿勒泰市萨尔胡松乡库尔特村村民学习制作手工艺品。(新华社)

新疆的“反恐”或“扶贫”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实践过程也有许多可检讨的地方,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解决,但是在看待新疆问题时,无论如何都必须从事实出发,贴近脉络地理解和反思。台湾与西方国家认为新疆存在“集中营”、“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一方面突显中共治疆之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对话也还有很多功课需要补足;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了,西方和台湾在看待新疆问题时,也有亟待需要跳脱出来的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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