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中国疫苗接种“威迫利诱” 《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展现强烈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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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发文宣称,中国推广疫苗接种过程中,存在“威迫利诱”。(新华社)

著名的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可能正身处不自觉——或许是有意为之的错误当中,在他们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里,不厌其烦地通过媒体语言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尤其是防疫政策进行污名化报道。

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事实,素来对民粹主义居高临下持批评态度的《纽约时报》(特别是对中国的民粹现象不吝评价),却正在用一篇篇“中国报道”,展现出民粹主义当中,最糟糕、最极端的那些部分。严肃的新闻专业精神不再被重视,他们似乎正被意识形态倾向所裹挟,具体地流露着他们所反对的主张。

4月7日,《纽约时报》刊发一篇报道,题为“胡萝卜加大棒:中国加紧推进疫苗接种”。这篇文章的标题几经更改,目前其网页上的内文标题是“中国如何推动疫苗接种?从买一赠一冰淇淋开始”,而在更早之前一个被短暂使用的标题里,则显眼地写着“威迫和利诱”。

报道称,“中国正在采取多种威迫利诱的策略,以实现规模宏大的新冠疫苗接种目标……中国过去的疫苗丑闻让一些人持谨慎态度,而它的新冠病毒疫苗缺乏透明度无助于缓解这种担心。”

这篇文章列举出那些属于“利诱”的方式,包括获得一张圆筒冰淇淋“买一赠一”券、一套免费的乐高积木、街头摊贩的九折茶叶、照相馆的婚纱打折广告;文章认为的“威迫”则包括大学辅导员给学生打电话敦促接种;一家私人公司要求员工在时限前接种疫苗;某个地方政府官员警告家长,如果拒绝接种疫苗,他们的子女上学、未来的就业和住房都将面临风险。

报道如此总结,“为了实现接种目标,政府已转向一种熟悉的做法:一个庞大的、能迅速动员起来的官僚机构,以及这个机构有时采用的高压手段。”报道引用一位在中国互联网活跃的医生的言论作结,“我们国家如果想要进一步推进公众打疫苗的积极性,我觉得把领导、干部、党员们打疫苗的这样一个视频能够放出来,我觉得是更好。”

2021年3月31日,云南省瑞丽市友谊社区,很多市民在排队进行核酸检测。(人民视觉)

威迫利诱还是鼓励宣导

就像这篇报道中所承认的,中国的疫苗接种率目前为止还非常低,特别是近期云南省瑞丽市的疫情爆发,证明风险存在的紧迫性,亟需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来降低。尤其是在大量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当中,相对于人员流动率较低的乡村地区,普及疫苗接种更具现实需要。

这应当是一个集中展开的工程,争取在最优时间限度内,为最大限度的人群接种,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群体免疫。如此庞大的针对数亿人口的工程,要想提高效率,宣导是必然选择。但这是否就是“威迫利诱”?抑或是说,只要是中国政府的宣导,就必然属于“威迫利诱”?

要看到,“威迫利诱”这一描述,本身就含有极强的善恶推定,绝非对事实的陈述,而是明确的是非灌输。

同样,警告是有明显立场和权力隐喻的词汇,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比比皆是,作者将其指认为“威迫”,并且似乎把大学辅导员、私人公司领导以及个别地方官员统统算到了中国的“官僚机构”内。在报道所刻意引导的政治想象中,新冠疫苗像是中国政府阴谋出产的某种毒品,民众是整体抗拒的。

报道详细地描述一名大学生的经历,说她在一周内接到辅导员的两次电话,“警告”她如果不报名接种,很快会面临进入公共场所的限制。而这名大学生之所以最终同意接种,是因为她觉得辅导员“听起来很累”。这是《纽约时报》所着意描绘的“警告”和“威迫”。

另外一些地方官员的明显不当的言论,即连报道也无法否认属于个别案例,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及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了这种地方政府的粗暴做法。

那么,究竟该如何叙述这一工程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普通民众而言,因有效的疫情控制,实际上对于疫苗接种缺乏紧迫感,若完全任由民众自主接种,要实现理想接种率可能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势必不能期待一般民众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政府出于公共卫生治理的需要,对民众进行宣导和鼓励,并无不妥。从这点说,高效本应得到认同,而非拿来当作威权指责的注脚。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病例已超50万人。图为纽约市一个殡仪馆内部画面。(Getty)

民粹的纽时 自觉还是不自觉?

针对任何公共政策的批评,至少应对三个方面有综合考虑,要看动机、方式和影响。回到中国的疫苗接种工程,动机是否不良?影响是否恶劣?不难得到答案。至于过程当中,具体方式出现的种种问题,那是社会治理水平不均衡在个别地区个别领域的个别凸显,拿来暗喻中国的威权,至少是选错了武器。

对于民粹主义,《纽约时报》向来深恶痛绝,但面对中国,这家知名美媒却正生动演绎着民粹,并将其一步步发展成意识形态变形。

在纽时的眼中,美式的民主体制和治理逻辑有天然的正当性,可以自我反省,但绝不能容忍“他者”的质疑。纽时将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偏爱,在全人类层面做绝对的唯一理想化,并以此偏爱来辨别、定义复杂的世界。对于自身面临的问题,他们总能客观地个例归个例,总体归总体,他们并不讳言民主世界存在的种种危机,但从来深信西式体制的道德完善;而当凝视中国,他们却不可避免地用个例影射全体,认为中国的所有散碎、片段的问题,根源都来自于整体体制的恶劣。

这种单维思考,自我的表达和满足,以及各种层面上的迎合,正是民粹主义式的逻辑。纽时将自己指认为“正确”,用个例悲情的新闻报道塑造别种意识形态的负面想象,实际也不外民粹主义语言。只不过相较于特朗普,那些煽动性的情绪隐藏在了貌似冷静的旁观视角中。

民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善恶”的定义平面化,一旦自认为“善”,则所有对立者皆是“错”,换到意识形态中,则一旦西式民主确定为“善”,所有不同体制就一定是“恶”,所有该体制的主张和治理措施也必定是压迫的,剥削的。

正因这种意识形态逻辑的深植,傲慢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出来。他们或者用置身事外的点评,或者用贴身观察的描述,不断暗示发生在中国的割裂和暗流,但所举例证通常限于情绪强烈的只言片语,略去具体故事的因果,直接同体制挂钩。而这种鼓动群体对立的方式,恐怕还是西方的民粹活动家们最为熟悉。

回到纽时的这篇报道,文章承认西方国家也正在采取相同措施推广疫苗接种,包括意大利总理颁布法令要求医护人员接种疫苗,以及纽约市一名餐馆服务员因拒绝接种疫苗而被解雇。报道对此不加评价,并说这些措施“在某些人看来是强制的。”

而换成中国,大学辅导员对学生的宣导,被描述为“威迫”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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