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边疆问题专家吴启讷:六大焦点议题透视真实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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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再教育营、大规模拘禁、强迫劳动、强制新疆维族妇女节育绝育、种族灭绝……这一系列颇具眼球效应的表述前所未有地与新疆关联在一起,频繁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这样的景象,放在几年前暴恐事件不断、新疆本身作为敏感词闻之色变的舆论场是不可想象的。当新疆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中心,当新疆议题成为中西角力的主战场,人们不免疑惑:为什么是新疆?真实的新疆究竟是怎样的?拨开喧嚣舆论的迷雾,背后的核心与本质又是什么?多维新闻就此专访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启讷,吴启讷长期关注中国边疆问题,并30多次前往新疆调研走访。此为专访上篇。

下篇:专访|边疆问题专家吴启讷:北京如何攻破“种族灭绝”指控

多维:从“再教育营”风波到抵制新疆棉花,新疆一再成为中西舆论战和政治冲突的中心。很多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是新疆?您一直从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也多次去过新疆调研走访,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您怎么回答“为什么是新疆”这个问题?

吴启讷受邀出席多维新闻举办两岸论坛“中共第五个现代化的台湾挑战”。(陈卓邦/多维新闻)

吴启讷:首先,不管是“再教育营” 议题还是棉花议题,我觉得都不必要进一步讨论了,因未来的历史不用多久就可以证实,这个议题和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所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性质差不多。但是新疆议题本身是不是还存在?当然一直还存在,我们需要关心的是涉及新疆、关心维吾尔人、关心维吾尔以外新疆其他各族群福祉的真实的、核心的问题,所以我想从六个方面去讲一下新疆近代历史和现实当中我们应该关心的真实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疆的宗教议题。首先是传统面向,新疆现在看上去是一个伊斯兰化的区域,可是新疆的伊斯兰化在七世纪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特征是高度世俗化。也就是说在阿拉伯人看来,那里的伊斯兰似乎没有那么正宗,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世俗化因素。信仰伊斯兰教最主要的族群——维吾尔人,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更多的传统不是伊斯兰的,而是维吾尔的,比如说他们有很多萨满的传统,还有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男女的交往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们穿衣也都是花花绿绿的,这与伊斯兰对于服装的规范是不同的。还有新疆的离婚率,从清朝到现在,从近代来看是非常高的。在日常生活里还有一些现象听起来也是不太符合伊斯兰教规的,比如说维吾尔的男性依照教规是不能饮酒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喝酒也并不少见,当然近年来在年轻人当中逐渐减少。

我们把这些现象放到清朝到毛时代的这段时间里,新疆的伊斯兰宗教本身是不是和中国以汉人社会为主的社会发生过根本性冲突?在我看来,真正因为宗教原因发生冲突的例子并不多见,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原型民族主义之间和现代民族主义之间,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原型民族主义在新疆的出现是伴随着西方的入侵而产生的,西方的入侵使得中国本身的天下秩序受到挑战,在天下秩序之下已经发生的一些转型,比如说领土国家的转型,也就被迫转到了民族主义的轨道上。这个转型从汉人中心开始逐渐扩散到边疆的少数族群里面,边疆的少数族群逐渐从他们自己当时的半自治状态当中发展出了一种原型民族主义,这种原型民族主义又和他们本来的历史文化结合,再加上周边外国的介入。就新疆而言,主要是十九世纪的介入者,也就是俄国和英国,到了二十世纪的介入者又加上了美国。原型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主义是朝对立的方向走的,在与外来势力进入的互动情况下,从1830年以来,新疆发生过很多次的动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860年代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入侵,在新疆的大部分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第二次是在1933年,建立在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第三次是在1944年在伊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新疆突厥语族穆斯林的原型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设想是跟整个中国的国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的目标对立,突厥语穆斯林和汉人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利益也是冲突的。不过民族主义在新疆发展的结果却是走向了与突厥语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原来设想的不同方向,原因是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民众,它的主要部分就是后来所称的维吾尔人,逐渐发现他们的利益和整个中国的利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冲突,甚至在大部分的情形下是一致的。比如说第一次动荡中阿古柏建立的哲德沙尔汗国,它是一个以伊斯兰为名义,但由浩罕人,大致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压迫维吾尔人的政权,维吾尔人在这种压迫下怨声载道。所以后来左宗棠的西征,事实上是得到了维吾尔人绝大多数,包括上层和下层民众的支持,这在维吾尔人自己的历史著作当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他们非常欢迎左宗棠的到来,可以恢复和平与秩序。

第二次动荡中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它的结局也是被它的穆斯林兄弟,由马仲英所率领的汉语穆斯林军队给消灭掉了。第三次动荡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民族主义领袖阿合买提江也认为,“从地理上来看,我们的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它只能跟苏联革命或者中国的革命结合,而不可能自己搞一个单独的革命;但是从历史传统和地缘上来说,我们只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左翼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自己的深刻感悟,而这个感悟其实受到他所领导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精英们的支持,他后来的继承者就是非常著名的赛福鼎‧艾则孜。

新疆的这种现象也不是独有的,我们看今天流亡的达赖集团,里面主要的政治人物,有一位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从大约10年前他出版的著作里面就可以深刻感受到,“我们要争取西藏的权益,但是美国人并不理解这个权益是什么,美国人是想利用西藏独立达到他们的目的,把西藏人当做工具来使用,这样在现实当中实际上是牺牲了西藏人的利益。”嘉乐顿珠本人并没有改变他的藏独立场,可是他很深切的感受到藏独在现实当中的不可行,而他们和美国的关系不是一种道义上的结合,而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悲剧。

回到新疆,和中华民族主义对立的维吾尔族民族主义,他们的参与者最后都发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也因为这相同的结果,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建国这个政治运动,在新疆受到的支持并不那么强烈。其实在今天的新疆,抱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感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所诉求的目标还是要保存民族文化,包括伊斯兰,也包括维吾尔传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适应并且生存,能够和中国的所有族群取得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和地位,这是他们的诉求。

多维:说到底,不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人们对经济民生和美好生活的诉求才是根本,而且这也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却往往被政治口号和民族议题所淹没。

吴启讷:由此就讲到第三个话题——经济。新疆真正核心的议题其实在于经济,我们在麦金德有关于地缘政治的论述里面可以看出新疆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它位于世界岛的核心,在麦金德看来,谁控制了世界岛的中心,谁就控制了世界。但在现实里面,新疆自己人感受到的是否是这样一种情形呢?实际上他们感受不到,对他们来说,现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生存和生活质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的面积非常大,有16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5个台湾。在这样大的面积里,今天新疆的人口只有2,000多万,比台湾还要略少一点,可耕地面积只有36,000平方公里,这些可耕地非常分散,分散在新疆的边缘。新疆的核心地区是由两个大的沙漠组成的,这些边缘的绿洲的生态是依靠雪山的融水来灌溉的,生态非常脆弱。在这里面,新疆不管是农业的发展还是后来工业的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的重大限制,如果新疆要发展自己独立的农业、工业和产业链,在现实当中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可能。

所以在新疆近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议题里面,只要到了具体的规划和执行层面时,新疆的知识精英都发现,他们必须跟中国的经济以及当时俄属中亚、苏联中亚的经济做一个结合,让新疆去担任中间的连接者的角色,这个角色使得它没有办法和中国的经济脱节。我们后来看到,1912年以后新疆的执政者,在维持新疆经济、生计的时候,还是要把新疆作为枢纽的地位、功能发展到最大。

新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在19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整个建设里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铁路建设,铁路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修的,到了1960年代初修通。我们知道,兰新铁路后来还继续延伸,已经贯通南疆、北疆,连接中国和前苏联中亚地区,这样等于继续延展到欧亚大陆西部和整个欧洲。铁路的修通,是新疆经济发展有了真正动力的关键。也因为有铁路的修通,我们才看到新疆的传统农业逐渐发展到以棉花种植和西红柿种植这样大规模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然后由农业再扩展出纺织业和蕃茄酱加工的大产业链。而且这个产业链是新疆今天能够摆脱贫困状态进入小康状态的一个核心内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新疆和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脱节,那必然会中断自身发展,也就是说这些棉花种出来没有地方可以卖,西红柿也只能烂地里,没有办法进一步加工,葡萄和哈密瓜市场的扩展,也只能自给自足,没有办法真正产生经济规模,也就是说它跟中国的国家整合、经济整合进程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的国族整合、经济整合有利于促进维吾尔和其他突厥语穆斯林的福祉,这个核心内容当然还是突厥语穆斯林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突厥语穆斯林的生存和发展,当然涉及到维吾尔和其他突厥语穆斯林的少数族群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的生存状态,也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保存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生存状态包含两个,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性别。

教育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的传统教育、维吾尔的传统知识,和整个现代化的议题是相距比较远的。从20世纪初期开始,维吾尔的知识分子开始展开自己的知识转型,他们从土耳其,还有原来俄属中亚,比如鞑靼斯坦,引进了伊斯兰现代教育,伊斯兰现代教育的重点不在于宗教,而在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包括最基础的计算、测量、水利、通讯,还有语言翻译。我们在二十世纪初看到维吾尔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实一直都在推动这些事情,但这些教育到了1930年代初期都停留在一个基础教育层面,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程度。如果新疆要进一步发展,是不是说小学三年级的程度就可以满足?非常明显是没有办法的。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整个新疆的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发展都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密切扶持之下,尤其是在财政的支持下完成的。可以说,假如没有中国政府财政支持,这些新疆的现代精英是没有办法完成现代教育的。

还有人会提到留学生,我要说的是,这些留学生多数是由中国政府出钱送出去的,比较早的一批公费留学生就是在1930年代、1940年代,新疆的主政者盛世才用新疆省政府的公费送他们到苏联的中亚地区,主要是塔什干,去那里留学。到1950年代,由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等占了非常大的比例,这些就是透过留苏教育去就近发展新疆经济和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如果我们去查一下档案,会发现这笔留学的经费投到新疆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全中国平均的比例,在全中国范围内平均到人,汉人不可能得到这样多的留学机会。

到1960年代中苏之间的关系决裂后,这个留学计划就终止了,但终止之后,新疆本地的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源非常明显地向当地非汉人族群倾斜,而且除了在录取机会和教育资源上有比较多的倾斜之外,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重点,就是这里的中学和大学教育里面所使用的教学语言,还是以少数族群本身的语言为主,其中包括理科教育、医学教育。这种情形下,如果对比同时期的西方,会发现这些国家只是把少数族群语言的教育放在比较低的层次上去做,在大学教育里面,是不存在少数族群语言教育的。但在新疆,少数族群语言的现代科学教育对于维吾尔、突厥语穆斯林的社会进入现代化有非常大的功用。不过,到后毛时代,中国沿海省分的教育有比较明显的进展,新疆的教育资源又显得相对欠缺,这个时候,新疆非常需要教育资源上新的倾斜,以及科学研究和产业的进一步投入。

多维:教育之外的女性议题呢?目前关于强制新疆维族妇女节育绝育、控制新疆维族人口数量等议题被炒得很热,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吴启讷:社会议题里的第二点就是女性。因为新疆的伊斯兰具有比较世俗的一面,新疆女性的权利和地位要比她们在阿拉伯世界同性的地位略高,生存的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即使这样,女性在整个维吾尔社会里地位相对低弱的状态,仍然是困扰新疆社会的现象。我们如果将新疆女性放在1950年代以前去观察,当时的维吾尔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几乎等于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拥有离婚的自由,但是在家庭当中遭受的约束、限制,以及放到伊斯兰社区里面受到清真寺的一些宗教规范的限制还是非常强的。到了1930年代盛世才执政,盛世才想模仿苏联的模式,推动女性参与社会的工作、社会的劳动,但是效果有限,因为本身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4月15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转场牧民在转场途中休息吃饭。(新华社)

到了1950年代以后,北京在新疆的女性劳动参与方面跟初步的性别平等议题上面投入了非常大的资源。我们横向的对比一下整个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社区,劳动参与度最高的区域就是中国的突厥语穆斯林和汉语穆斯林,主要是维吾尔族以及大陆所说的回族,这里面的劳动者参与,在世界上是惊人的。如果其他的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人士、学者、普通人到中国的新疆,到中国的宁夏,将会发现这里女性的劳动参与在他们的社会里是很难想象的。就算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的女性能够参与到社会、经济、政治这种决策层面的比例远远无法和新疆、宁夏、甘肃等地这样的中国伊斯兰社会相比。

讲一个不太恰当的玩笑,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领袖热比娅,她其实就是由中国共产党扶持的一个少数族群女性企业家,这个身份和整个新疆女性平等运动其实是有直接关联的。后毛时代,新疆加入整个中国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行列,女性的机会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下,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社区同步兴起的“再伊斯兰化”现象又开始限制女性发展,这是我们在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过程当中必须注意到的现象。

多维:您提到“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问题,现在中国国家战略的总体方向就是现代化,也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在少数民族不少人看来,似乎现代化本身意味着对民族传统的侵蚀,现代化步伐越快,传统被侵蚀的也越快,这一矛盾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内蒙古教材风波中。

吴启讷:与此相关的第五个问题,当代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问题还是由全球化所带来的议题。传统新疆所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所面临的伊斯兰议题并不一样,可是当代新疆所面临的社会议题和西方所面临的伊斯兰议题完全相同,就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对于伊斯兰社区的一种排挤效应,这种排挤效应从历史角度看。我们知道伊斯兰改革运动从十七世纪就已经发端,但是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为止,伊斯兰的改革运动一直都没有那么成功,所以在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全球的伊斯兰社会都不同程度的成为受害者,他们在全球化里面被边缘化了。

具体放到新疆,这种边缘性呈现三个层面:第一,在中国还没有进入市场化、全球化过程的时候,维吾尔和其他突厥语穆斯林社区受到实行公有制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这个保障包括对少数族群的特殊照顾,包括参政权、经济权益,具体来说还有生育、教育、住房、考取公务员、拔擢等这些方面的权益,少数族群都是受到保障的。可是当市场化和全球化到来之后,伴随着私人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比例大幅增加,在新疆一些私人企业的企业家,比较喜欢雇佣汉人劳工,因为不管是在语言应用方面还是技术训练方面,还有老板所认知的所谓工作伦理方面,觉得汉人劳工和他比较接近,这样就使得突厥语穆斯林劳工的工作机会相对缩小。尽管在公部门还是很有保障,但社会变迁后,公部门恐怕就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少数族群的需求了。

第二,因为新疆突厥语穆斯林作为中国公民,他们也很希望和其他中国公民一样得到发展机会。中国的经济是从哪里发展起来的?东南沿海。所以过去30多年来,新疆有各族的民众,其中主要的还是维吾尔民众,他们非常希望得到机会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去工作,或者从事其他的商业活动。但是他们从事这种活动就需要前所未有的去和汉人接触,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语言、文化、教育训练、习俗等冲突,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对于汉人社区来说,他们也是没有见过从新疆来的讲的不同语言、长相也有点差异的少数族群,于是冲突就出现了。这个冲突其实也就加剧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误解,误解上升到宗教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于分离主义这些层面的倾向,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诞生。

第三个因素,伴随着中国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宗教政策有了一种对文革时期毛时代宗教政策的一种补偿倾向,具体表现为政府出资鼓励这些穆斯林到麦加去朝觐。很多时候是由官方机构或者是官方化的伊斯兰协会来出钱,让他的信徒去麦加,后来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之后,有很多汉语穆斯林以及突厥语穆斯林的成年男性都要想办法去朝觐。

多维:从“边缘”走向“中心”,便不可避免地进入“冲击—反应”模式中。

吴启讷:没错。新疆逐渐在接触伊斯兰世界的过程当中,受到多方面的文化冲击,第一个文化冲击是觉得自己的伊斯兰不是那么正宗的伊斯兰,希望得到正宗伊斯兰的真传。第二个是自己在朝觐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和中亚还有西亚的突厥语民族比较容易沟通,这使得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建构的中华民族认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震撼。第三是资讯的来源,这是整个中国大陆面临的相同的问题,所有的民众觉得外来资讯可信度比较高,对于外来资讯的权威感的尊崇是超过对本土资讯的尊崇的,这个放到新疆也不例外。

新疆频频发生的暴恐事件,与人们接触外界尚未证实的信息有直接关系。(新华社)

对于新疆来说,当地的突厥语穆斯林社区比较喜欢去接受来自土耳其或印度或者是阿拉伯世界的资讯,他们对这些资讯的解读能力比较有限,基本上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去重新解读这些资讯,而且资讯里面当然包含很多解构中华民族国族整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议题,这些在新疆的突厥穆斯林社区里面造成了很大的震撼,这些震撼极端化的表现就呈现出了一种所谓的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甚至分离主义这样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放到今天的欧洲,放到今天的北美,乃至于澳洲、纽西兰,都有相同的情形。西方应对这样的情形,采取了很多方法,不管是用新的法律规定,还是用无形的教化,他们都做了。比如说在法国,男性被规定不能留大胡子,这样会降低面部辨识度,警察没有办法执法。还有在海滩上,穆斯林的女性不可以穿长袍,他们认为这种长袍会造成其他穿泳装以及游泳的人的不适。加拿大的学校里会禁止穆斯林的女性学童戴头巾,认为这是对整个加拿大主流价值的不尊重。甚至还有很多饮食方面的不便,这对于中国穆斯林来说是很在意的,在中国以外的西方其他区域的穆斯林对饮食的在意程度比中国略少一点,可是绝不是完全不在意。

多维:在西方的整个社会里确实有很强烈的反伊斯兰的情结,最近的30年来发生的比较重大的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国家冲突,都和西方跟伊斯兰社区的紧绷关系有关。与西方国家的手段相比,中国采取的是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

吴启讷: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从来没有用过西方式的手段对付穆斯林,可是在后毛时代,因为面临全球化,跟西方完全相同的伊斯兰的挑战问题,也不得不采用一些西方国家采用的手段,但这些手段比西方做的要温和,比如说对于穿黑袍、蒙面、留胡子做了一些限制,在现实生活中不见得能够执行,只是做了一些表面的规定,对于宗教教育的内容做了一些规定,对于国家认同的教育内容也做了加强,这个在西方也有做,西方做的特别多,他们更强调对西方价值的顺从、归依和融合。此外还有针对恐怖袭击,中国也会采取比较严格的检查措施,这些措施没有一个和西方是不一样的,都是相同的。

所以西方对于中国的维吾尔政策、穆斯林政策的质疑,有一个非常矛盾、非常明显双重标准的地方,西方要质疑中国政策的话,首先应当质疑自己针对所有穆斯林的政策、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政策,自己必须要去调整自己长期仇视伊斯兰的文化、心理,还有政治结构,但是西方并没有这样做。穆斯林在中国和在西方受到相同的挑战,我们是不是要去关怀?毫无疑问,对于他们在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所受到的冲击,是我们非常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发对于文化传承,对于宗教自由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我们首先是在西方看到的,在西方那么关心所谓的宗教自由、文化自由、人权的情况下,西方社会应该做的要更多,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用相同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多维:但现在强势话语权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于是在同样一个议题上,即便有很明显的双重标准,即便西方更需要自我反思,可最终中国还是成了靶心,成为被讨伐的对象。

吴启讷:中国社会我想不完美的地方一定是很多的,中国社会毫无疑问也需要在这方面的注意,而且中国社会需要注意的核心部分在于,在毛时代原本是一个固定的国家,在后毛时代,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国家。除了户口制度的解封外,在技术上,中国是移动最快的国家,世界上接近四分之三的高铁在中国,它的移动速度是惊人的,这种移动使得各个族群的交往、规模、内容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体族群的汉人,有必要去了解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这有利于消除对于少数族群的误解。

同样反过来对于少数族群来说,也有必要去了解近代中国对抗西方侵略时所面对的国族整合议题,这个议题涉及到全体中国人,包括汉人和少数族人在内,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议题。我想把这两个议题沟通好,是现代中国每一个人的当务之急,至少从生活的层面,把对于少数族群,或者少数族群对于汉人的误解彻底消除掉。这就回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基于国际政治的理由,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需求,把中国新疆议题、中国伊斯兰议题、穆斯林议题当做一个政治工具的话,首先伤害的就是中国的维吾尔和中国其他穆斯林的福祉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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