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温相新作“我的母亲”掀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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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份,温家宝卸任后访问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照片由该校公布。(中国地质大学官网)

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卸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新作《我的母亲》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

4月15日,温家宝分4次刊登于《澳门导报》文章《我的母亲》连载完毕。尽管澳门是中国的一部分,且《澳门导报》也并非背景特殊的“反华媒体”,但是澳门毕竟不同于内地,《澳门导报》亦绝不等同于内地官方媒体,而如温家宝这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不管退休与否)选择海外而非内地媒体发文,本身便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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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不同寻常的是,检视温家宝《我的母亲》约6,000字全文,除最后一两段以外几乎全是个人身世自述,既无敏感细节,又无出格言论,然而它仍然被内地社交媒体平台转发后惨遭删除,偶有非官方媒体披露也亦难“存活”,网络舆论私下又是一片“暗语”景象。北京如此封杀一位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言论,虽不是没有前例,但至少也让人讶异于北京网络信息监管的无处不在。

事实上,恰恰是这两个“不同寻常”促使人们不得不多思考几层。

首先,温家宝为什么要选择在境外媒体发文,而没有选择内地媒体?

正如温家宝所言,在中共党内,每个人的言行都不会是绝对自由的,越是位高权重越是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遵循各种成文的不成文的严格纪律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脱离组织”之外的空间。比如发表言论,曾有媒体披露中共高级领导人如何出版著作,其中提到,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有一个特别的立项程序,出版社编辑完毕的领导人书稿首先会被送至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然后总局视情况把书稿报中央办公厅或交由各职能部门审阅。总而言之,程序极为繁琐。

当然,发一篇文章程序可能要简化得多,但是必要的审核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有理由相信,温家宝事前可能向中共中央(主要是中办)做过发文“申请”,而不太可能完全没有事先打报告。但是,沟通的结果不得而知。最终温家宝选择在新闻自由度更加开放的《澳门导报》刊载,或试图“避开”中共严格的审核修改意见,其用意恐怕是有的。

其次,北京的封禁究竟传达了什么信号?

事实上,温家宝作为一个极具个人性格的前领导人此前也曾经通过官方媒体途径发文,抒发个人感情。如2010年《人民日报》曾刊载其纪念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等。但是,作者身份的敏感性以及话题的敏感性使得该文在当时引起了外界对中共政治风向和高层取态的各种解读。

其实,因为中共政治运作的透明度向来不高,外界的各种解读和揣测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似乎并不取决于这些作品内容本身。

即如当下这篇引起关注的《我的母亲》,内容较为单纯,几乎全是家长里短,但它仍然触发了外界的各种解读。比如,他自述在中南海的28年“如履薄冰”“没有靠山”均被质疑在影射中国官场;而末段一句“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则被视为温家宝的又一次心迹剖白和现实暗批。

目前,海外带有特定政治立场的媒体已经纷纷做出各种解读,尤其是对温家宝当下心境的剖析,当然其中或有不少“阴谋论”的成分,但舆论影响已然存在。

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揣测,北京难以提前预知,更难控制舆论风向,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封了之。

更加可以解释《我的母亲》“命运”的是当下中国的政治气氛。一方面棘手的挑战,如处理香港问题和对美关系问题,对最高领导层来说是优先事项,当然不希望有什么意外的风吹草动在后方掣肘;另一方面,中共二十大在即,历史经验证明,这往往是“多事之秋”,而此次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共并未循例安排接班计划的迹象,而且3月份的全国“两会”透露了北京准备临时更换若干副国级领导人(实际上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信号,这一切都令中共二十大前夕的人事卡位战出现不一样的气象。

在此背景下,考虑到中共老人的政治影响问题,北京是否在有意识地排除这些因素在中共二十大前发挥影响的可能,“压低”他们的“出镜率”呢?事实上,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及其前后,除温家宝外,中共政坛老人无一人以任何形式露面,这似乎完全不符合中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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