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政坛三重震荡 中南海平定地方山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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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自治区”之名的中国北部省级地区内蒙古,正在近年经历一场变局。2021年4月17日,旨在整顿中国政法系统的中共中央督导组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反馈督导结果当晚,该市政法系统8人同时被调查。这仅仅是近几年内蒙古官场剧烈震荡的一个缩影。

除了政法系统的整顿,内蒙古同时还遭受反腐、民族融合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施政,是近年中国地方治理的一个典型样本。

进一步来看,内蒙古正在经历的这场变局的背后,是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贯通央地隔阂,整治先前相对脱离于中央掌控、拥有较多“自主”“自治”形态特征的省级地区官场环境,继而将其更充分地纳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以实现集中统一领导。

内蒙古治理的典型样本

对内蒙古的治理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反腐,尤其聚焦于煤炭领域的腐败;二是涤荡官场风气,以政法系统教育整顿行动为切入口;三是民族融合,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

内蒙古反腐的烈度从涉煤腐败“倒查20年”一事上可以有所了解。2020年2月,到任不足半年的内蒙古党委书记石泰峰提出对2020年以来内蒙古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全方位透视会诊。截至2021年1月19日的官方统计信息,内蒙古累计立案查处涉煤腐败案件599件、869人,包括31名厅局级和203名县处级官员。

中共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属于全国性行动,内蒙古也不例外,中共中央第四督导组正是为此而来。该督导组组长车俊在反馈时称,要以此为契机“彻底铲除沉疴积弊”,“带动(呼和浩特)全市政治生态全面重塑、根本好转”。内蒙古“一把手”石泰峰担任了内蒙古政法系统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是当地政法委书记林少春。林少春表示,“中央督导组指出的问题,不只是呼和浩特市的问题,也是全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缺少量化指标的系统性工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动作是推行统一教材,普及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引发多次内蒙古当地蒙古族学生罢课、家长抗议事件。

发生在内蒙古的这些政治行动,明显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2017年至2022年中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的代表,2021年中国“两会”期间曾在该团表示,“当共产党的官,当人民的公仆,拿着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这一表态显然与内蒙古的反腐整风基调一致。而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不久前的4月12日至14日调研内蒙古,则是为督导民族等方面事务的治理。

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边疆,区域面积广大,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约有20%,更有所谓“少数民族自治区”之名,相比其他许多省级地区,享有更多自主自治权力,中国中央层面较少监督和制约。内蒙古的涉煤腐败、政法乱象与民族分化,既是当前制度设计的衍生问题,也基于地方特定实际情况,存在自我呈现与发展的逻辑,只有中国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与强力介入才有望令其发生改变。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中共中央对内蒙古的强力介入,也是在强化中央权威,将内蒙古的地方治理真正地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的一种趋势性现象。

中共平定地方山头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曾对广东省领导班子称,“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则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包括广东省在内的中国省级地区“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发展,财政充裕,但同时也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腐败等问题,地方山头主义也有所滋生。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将地方税收大幅划归中央,是从财政的角度“强干弱枝”。广东省当地官员难以走出广东、进京履职,甚至其领导班子成员也多由外地官员充任,即被认为是中央限制广东地方主义的策略。目前广东13名省委常委里仅有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籍贯山东的张虎一人长期在广东省工作。

类似做法还有上海、山东等地党政负责人都不再由籍贯在当地或是长期在当地为官的人员担任,改为中央“空降”或其他地区调任。目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与市长龚正分别是在2017年和2020年直接被调往上海担任现职,两人此前皆无上海职场经历。

除了人事方面“掺沙子”式的操作,还有其他诸多地区受到受到来自中共中央层面的强力介入式治理,但是具体方式又有区别,而且都有至少一个针对各个地区具体问题的切入口。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山城重庆“唱红打黑”独树一帜,但是经历“王立军事件”后,包括其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内的重庆高层班底遭遇大规模洗牌,只有原市长黄奇帆等少数人得以幸免。王立军是当时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从王立军开始,重庆已有连续三任公安局局长被调查。所谓“重庆模式”被断然否定,“重庆经验”取而代之,成为描述重庆经济社会方面发展成绩的指称。

反腐是习近平上台后的破局之举,作为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省官场则在2014年被曝光了塌方式腐败,当年8月有4位副部级官员被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因此被调离。该省的反腐成为了当地政坛重组的契机,而中央层面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

被反腐踢爆的还有湖南省和辽宁省的拉票贿选案。据称,习近平在2014年1月中纪委会议上就湖南衡阳贿选案拍着桌子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而且连问六个“到哪儿去了”。后来湖南贿选案中有500多名衡阳市人大代表的资格被终止;辽宁贿选案中有842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置,已落马的时任省委书记王珉也被指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新疆地区与内蒙古地区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分离形势更严峻,甚至一度恐袭事件频发。中共中央2016年调任陈全国担任新疆党委书记,加大财政和人事对新疆治理的支持力度,在强硬反恐的同时进行根本性治理,包括开办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教授通用语言、职业技能、法律并“去极端化”,清理体制内“两面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举措。

宁夏与新疆、内蒙古皆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其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对宁夏的治理也包括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而其中最受注目的是治理当地“清真泛化”的行动。所谓“清真泛化”,是指将原本属于饮食范围内的具有特定民族宗教象征的标识,泛化至饮食之外的家庭生活甚至社会生活领域,比如清真水、清真牙膏、清真纸巾等。对宁夏的治理似乎主要停留在社会层面,但2021年2月习惯由回族官员任职的宁夏首府银川市长改由汉族官员担任,也被认为释放出中央对宁夏治理风向变化的信号。

陕西省在2018年出现一场官场震荡,也与反腐有关,更准确地说是涉及生态环境领域的反腐。据悉,2018年7月习近平就陕西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作出第六次批示要求整治,终于导致一场围绕违建别墅的反腐行动,有分析称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落马时被指“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思想上不重视”正是与此事有关。

另外,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中国香港地区近年发生了延绵一年有余有“修例风波”,香港社会安全和秩序承受冲击,政治局势恶化,北京选派夏宝龙、骆惠宁等曾是地方大员的官员担任涉港要职,应势推出“港版国安法”,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明确提出“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修例风波”之后北京对港的一系列操作,其实是将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总之,央地关系历来是中国政治制度建构的关键,关系到整个国家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向地方放权释放出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但在经济发展出现诸多问题且地方主义崛起之时,各个地区越来越大的差异也在弱化中央治理的统一政策,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强干弱枝”式的权力建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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