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据独裁成为真实的“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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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略高于非常低的细语,都会被电屏幕捕捉到。不仅如此,只要停留在那块金属板的可视范围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能被看到。当然,你没法知道某个时刻你是否被监视着。关于思想警察有多么频繁或者用何种系统接入某个人的线路,都只是臆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无刻不在监视着每个人。但不管怎样,只要他们想,他们就可以随时接入你的线路。你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假想中,从习惯渐渐变成本能,你早已经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会被监听,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审视,除非是在黑暗中。”

这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反乌托邦小说《1984》开篇中的一段话。自该小说诞生以来,每隔一段时间,人们都可以听到那句“老大哥在看着你呢”的调侃和警告。该书出版于1949年,重点探讨的是政府权力过分扩张、极权主义、对社会所有人和行为实施压抑性统治的风险。

2020年7月29日,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出席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的反垄断听证会。图中从左至右为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苹果CEO库克、谷歌CEO皮查伊、脸书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AP)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见证了一个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倾覆与倒掉,西方世界也曾一度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欢庆“历史的终结”,但随着工业革命之后科技信息革命的到来,人们却在无限逼近于奥威尔当年所警惕的极限。

唯一的区别在于,奥威尔所指向的,是掌握着整个国家发展方向的政府,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老大哥”;而在今天,决定人们看什么、想什么的,却是处于垄断地位的科技巨头们。在奥威尔的《1984》中,随着黑夜的到来,人们还可以暂时躲避审查与监控,可是在算法和科技无孔不入的今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科技和算法编制的大网中“裸奔”。套用奥威尔的那句“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经典的话来说——“谁控制信息谁就控制过去,谁控制信息谁就控制未来。”

“如何从科技巨头手中拯救民主”,这是著名政治学家、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国大选前发出的警告。在福山看来,美国经济发生的诸多变革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巨型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和推特(Twitter),在新冠病毒(SARS-CoV-2)大流行之前就已经相当强大了。而在疫情期间,由于很多日常生活都在网上进行,它们变得更加强大了。尽管它们的技术十分便捷,但对于这种主导性企业的出现,我们应该予以警惕——不仅因为它们掌握着强大的经济力量,还因为它们对政治传播拥有强大的控制力。这些庞然大物现在支配了信息的传播和对政治动员的协调。这对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威胁。

大选之后爆发的美国国会骚乱,以及脸书、推特等科技巨头“大义凛然”封杀特朗普(Donald Trump)账号的做法,似乎再次佐证了福山的先见之明。面对特朗普账号被封杀的事实,不少人聚焦于言论自由,但比言论自由更重要且更值得警惕的,显然是科技巨头对于信息的垄断和控制力,以及以自己的主观意愿为公共讨论划定界限。

提出“历史终结论”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再次就如何从科技巨头手中拯救民主发声。(多维新闻)

彼时,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的委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专门就此事发表评论文章,他甚至将美国国会山事件称作社交媒体的“9·11时刻”,并批评不受外部监管的社交媒体对民主制度形成威胁。在他看来,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在国会骚乱之前未能有效阻止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传播,事件发生之后又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独自决定封禁特朗普账号,这说明欧盟不能坐等数字巨头完善自身,而应该主动为它们制定游戏规则。

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对于科技巨头的垄断威胁到民主是有共识的,但如何打破这种垄断,要么是无解,要么是各有说法。福山亦毫不讳言指出,“要制衡这种权力,最显而易见的办法是政府监管。欧洲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比如德国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传播假新闻的行为定为犯罪。虽然在一些社会共识度较高的民主国家里,监管或许还有可能,但在美国这样一个观点两极分化的国家,监管不太可能奏效。”事实上,美国的法律环境对数字平台的确很宽松,因为遵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传统,让美国政界和社会对于公权力干预舆论传播十分谨慎。

事实上,在美国、欧洲于国会山骚乱后聚焦数字主权之前,中国已经在进行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行动,对准的即是互联网科技巨头,采取的办法,也是美国想做而做不得的政府监管。

按照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的说法,“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亦表示,中国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没有把资金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而是在流量争抢和“最后一公里应用”上搞名堂。从长远看,这些做法对国家的科技进步和长远发展没有好处。

马云和阿里巴巴正在遭遇的一切,只是中国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冰山一角。(Reuters/微博@寰亚SYHP)

同样是反垄断,同样是防止科技巨头对公共讨论划界,但中美两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初级目的——中国的首要目的是加强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打的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战,用中宣部副部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的话说,“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淡化党的领导,坚决防止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而美国口头上的目的,是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中国在做法上可以大张旗鼓进行政府监管,因为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本来就是“有为政府”在先,可历来奉行“大市场”的美国,就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这就象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一样,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两者的平衡,但具体到实际中,往往鱼和熊掌很难兼得。

信息科技时代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了,互联网巨头形成垄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并不是由几大互联网公司的老大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区别只在于,巨头是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还是另外一连串名字。换句话说,社会向前发展,也正是由这些冲在最前面的巨头们所引领。资本、垄断是中性的,但一旦过了头,就需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就需要反垄断,这只是一个如何监管的问题,旨在让它们变得有序,变得不再赤裸裸地垄断。

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当数据独裁成为真实的“老大哥”时,隐身遁世于互联网之外已经不可能,当下最紧要的,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回归常识、保持独立思考。人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中。今天的“枷锁”,已经不再是奥威尔笔下有形的枷锁,而是无形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套上的思想枷锁。而互联网巨头们,只是拧紧了一下本就套在人们头上枷锁的螺丝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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