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鲁藏布江超大水电开发难 藏南地震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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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墨脱县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这里被认为水能资源丰富,但是开发难度极大。(新华社)

4月28日印度东北部,近邻中国藏南地区的阿萨姆邦突发6.4级地震。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地震带上,中国此前宣布在雅鲁藏布江下游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而地质状况便是一大难题。

中国官方媒体于2020年11月底披露,“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被纳入中国即将开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目前,这份建议尚未经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预计在2021年3月全国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批准通过。一家中国国有电力企业的负责人在11月底宣布,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将作为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实施该工程。这进一步坐实了北京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即将对雅鲁藏布江下游这一水能蕴藏极其丰富的西南大河进行开发的传闻。

然而,对于这条发源于“世界水塔”青藏高原,流经中国、印度、不丹、孟加拉国国等四国的跨境河流,尤其是流经中印频繁发生主权争端的印控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来说,“上游”的任何动作都会引起身处“下游”的印度的“紧张”。这一方面提醒了中国政府寻求跨境河流利用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让人们重新认识到雅鲁藏布江的战略敏感性。

发现雅鲁藏布江

雅鲁藏布江,藏语为“摇篮”和“母亲河”的意思,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自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于墨脱以北切穿喜马拉雅山,绕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瓦峰南流,形成雅鲁藏布大峡谷;流经米林,于巴昔卡进入印度实际控制的藏南地区,然后转入印度阿萨姆邦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入孟加拉国国改称贾木纳河等,并于瓜伦多卡德与恒河相汇,最后注入孟加拉国湾,其流域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恒河三角洲。

雅鲁藏布江全程流经中国、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国国,全长2,900公里,总流域面积712,035平方公里,四国分别占流域面积的51.1%、34%、6.7%、8.2%。

雅鲁藏布江号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在中国西藏的长度为2,070公里,且以里孜、米林县派镇为分界点,又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其下游因为相对差最大(2,725米),且有多条支流在著名的“大拐弯”处汇入干流,水能蕴藏量约为全中国的十分之一。

雅鲁藏布江下游尤其是“大拐弯”区位于人迹罕至的区域,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进入该区域后才实地接触到它,但限于技术等原因雅鲁藏布江下游的价值一直没有被关注。据记载,1994年初,中国官媒新华社高级记者张继民读到一篇由三位科学家合写的论文《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水汽通道初探》,预感这可能是重大地理科学发现,旋即向作者提出问题,催生了中国官方的科学考察。当年中国科学家首次确认深达5,382米、全长496.3公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最深、最大的峡谷,其价值因此被逐渐发现。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志勇,2020年11月26日在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披露了中国政府开发雅鲁藏布江下游的计划规模:“雅鲁藏布江下游近6,000万千瓦水电的开发,每年可提供近3,000亿度(千瓦时)清洁、可再生、零碳的电力”。

《中国能源报》的报导提到,西藏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在2亿多千瓦左右,占全国的30%,居各省区市之首,而西藏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干流。其中,雅鲁藏布江流域干流水能资源最丰富,理论蕴藏量近8,000万千瓦,其下游的大拐弯地区更是“世界水能富集之最”,在50公里直线距离内,形成了2,000米的落差,汇集了近7,000万千瓦的技术可开发资源,规模相当于三个多三峡电站(三峡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

事实上,尽管中国官方从未证实新项目的具体信息,2020年1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声称“目前雅鲁藏布江下游开发尚处于前期规划和论证阶段”,但事实上外界讨论中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项目选址位于“大拐弯”位置。

长江水利网曾披露,2006年8月19日至22日,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率领考察组,对西藏林芝地区墨脱电站背崩乡厂址进行了详细考察。“这次考察,蔡其华一行从西藏拉萨出发,翻过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途经林芝八一镇、波密,驱车14小时,走过不断遭遇山洪、滑坡,险象环生的140公里山路,翻过海拔4,700多米的嘎隆拉山口,最后到达墨脱。此后又沿江而下,花10小时步行30多公里,途经亚让村到达背崩乡,完成了对墨脱电站背崩乡厂址的考察。”

目前,这一水电项目的规划方案众多,比较受认可的方案是进行两级开发,利用大拐弯入口的派区(海拔2,900多米)至墨脱背崩河段(海拔680米)之间长达250多公里2,200米的落差,截弯取直开挖4至6条隧洞引水梯级发电,同时墨脱大坝以考虑不淹没林芝地区首府所在地八一镇为前提“适度”降低坝高。

中国启动雅鲁藏布江新项目的背景

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能资源优势是中国推进该项目的主要原因。此外,它还有许多现实的背景。

其一,中国电力平衡表显示,中国的电力供应与社会需求长期存在着紧张关系,而随着中国国经济体量的持续增长,全社会对电力能源的需求量将持续攀升。

当前中国电力供应刚刚从紧平衡状态过渡到总体平衡阶段,受制于具体供电条件,电力平衡仍然相当脆弱,每年需求缺口仍然以千万瓦时计算。2020年6月份,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研究团队发布的《中国电力安全经济性分析和保障路径研究》披露,按照2018年中国电力缺口2,454万千瓦计算,如果中国持续扩充煤电供应,需要每年投资70亿元人民币以弥补电力缺口。

其二,响应《巴黎协议》,中国承诺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到65%,并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必须提前布局,一方面降低单位GDP能耗,另一方面则需进行电气化“改造”,改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2020年5月11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简称中电联)发布《中国电气化发展报告2019》预测,预计到2035年,中国发电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55%至57%,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1.6万亿至12.1万亿千瓦时,而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到6.9万亿至7.4万亿千瓦时。根据中电联的数据,2019年中国水电生产能力仅为1.3万亿千万时,距离清洁能源发电量的目标相差很远。

其三,中国水电开发的主战场已逐渐转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以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十二五”时期,中国开工建设了金沙江乌东德、梨园、苏洼龙,大渡河双江口、猴子岩,雅砻江两河口、杨房沟等一批大型和特大型常规水电站,总开工规模达到5,000万千瓦。“十三五”期间,这一进程继续推进。

在此背景下,中国水电蕴藏量最为丰富的西南诸河就成为中国挖掘水电潜力的主攻方向,尤其是目前完全未被利用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

事实上,青藏高原地表发育程度低,整体生态环境脆弱,自我修复能力差。中国政府对青藏高原尤其是西藏的开发建设强度整体比较低。具体到雅鲁藏布江,中国政府为发展西藏本地经济民生,过去数十年内已在西藏境内建设了一系列水利和水电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多散布在各中小河流和支流上,且总装机容量有限。

作为中国最落后的边远地区,西藏的电力相当匮乏,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启动援藏计划,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1989年底,西藏自治区水利局委托国家水利部在雅鲁藏布江五大支流之一的年楚河进行满拉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这一位于日喀则地区的工程是西藏第一座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项目,后被列入1994年中共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62项援藏工程”之一,当年开工建设,直到2001年才竣工,装机容量共为2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量为0.61亿千瓦时。目前,集中在桑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的五级电站中,已在运行的最大规模水电站藏木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51万千瓦。

同时,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复杂地形和生态保护也形成水电开发的天然障碍。但是,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完成,并在2020年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以及雅砻江锦屏水电站等大型水电项目的建成为中国企业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这也为自八十年代后有专家不断提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计划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印雅鲁藏布江“水战”

但是,作为一条跨境河流,雅鲁藏布江一直是中印两国边境争议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年来中印两国不时发生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印度国内总有一股民粹情绪去扭曲中国开发雅鲁藏布江的计划,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放大中国的威胁。

从下游土壤影响看,印度认为中国在“上游”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尤其是建设发电大坝有可能导致进入阿萨姆平原的土壤肥力大减,不利于当地农业生产。当然,这一问题在北京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它并不存在库容问题,也不会造成泥沙沉降。

从调节径流影响看,印度担心中国拦截水源会造成“下游”的供水紧张,甚至怀疑中国会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利用水坝调引水到中国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甚至补给黄河。

首先,雅鲁藏布江出境处(墨脱县巴昔卡)年径流量达1,654亿立方米,而根据另一种测算,西藏境内的天然径流量对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恒河三角洲水系(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流域的天然径流量“贡献率”分别为14.61%和8.88%。因此,事实上中国境内径流并非“下游”的主要补给水源,反而是雅鲁藏布江在流出中国控制区进入印度控制下的藏南和阿萨姆邦时,因为雨季降水量的增大,常常导致水涝灾害。其次,2009年5月时任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针对“南水北调”传言明确称,“中国政府没有计划从雅鲁藏布江调水进入黄河”。最后,即将建设的墨脱水电站也是径流式水电站,虽亦建设大坝但基本不调节径流,仅依靠自然来水量发电,不存在库容影响较大的问题。

当然,“上游”的任何活动,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造成,都有可能触发印度乃至孟加拉国国的猜疑。比如2014年11月,中国确认藏木水电站开工建设,印度媒体一片哗然。2018年10月洞朗危机刚刚过后,西藏林芝市米林县派镇加拉村附近的雅鲁藏布江峡谷发生山体滑坡灾害,造成雅鲁藏布江断流形成堰塞湖,印度官方即向中国索取相关水文信息。

此次,中国宣布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开发,新德里也做出激烈反应。2020年2月1日,印度联邦水利部门高官梅赫拉(TS Mehra)表示,“当前的需求是在‘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建造一座大坝,减轻中国大坝项目的不利影响”,“政府最高层级正在考虑我们的提议”。

事实上,原本印度在下游的开发计划并不会影响到北京的态度,但如果河流利用牵涉领土争端便不再简单。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确实无法容忍印度在藏南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永久性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曾经试图在藏南地区建设168座水坝,这些计划因为泄洪等原因可能对下游的阿萨姆邦成千上万的农村居民构成威胁而遭到激烈反对。但尽管如此,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苏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位于阿萨姆邦和藏南地区交界处)已经建设了装机容量为200万千瓦的下苏班西里水电站(Lower Subansiri HEP)。此外,印度还在推进装机容量200万千瓦的上苏班西里水电站(Upper Subansiri HEP)和装机容量160万千瓦的中苏班西里水电站(Middle Subansiri HEP)的建设。

同时,印度担心中国将雅鲁藏布江作为战略工具,在中印博弈中利用上游国家的有利位置干预或者威胁干预上游水源,对印度实施威慑。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展望》2018年3期刊发的《中国水资源与周边“水外交”》一文认为,中印跨界水资源争端与边界领土问题密切相关,印度一方面企图利用水电开发巩固其在藏南地区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在上游的活动成为对其施压的手段甚至军事威胁;同时,印度在南亚地缘政治上也很难接受一个崛起的大国对其提出挑战。

在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后,中印水文状况通报曾经有过“暂停”的时期,这成为印度忧虑的直接原因。当时北京澄清汛期数据通报推迟是因为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文站遭到破坏,所以检测不到数据。不管真相如何,这终究是双方缺乏互信的表现。

那么,中印之间能否建立一种良好且互信的关系呢?第一,此问题上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中印双边关系的能否改善。历史的恩怨人们无法改变,领土的争端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进展,但是中印应将相关分歧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导火索,而这种气氛的改善也势必会有利于双方在雅鲁藏布江开发问题上的合作协同。

第二,双方是否有考虑并积极参与国际跨国水利用国际公约的可能。尽管迄今为止在调整国际淡水资源利用关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框架性公约,即1997年5月21日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尚未生效,中国也因反对其中某些条款而拒绝签署该公约,但是中印并非没有订立双边合作框架的可能——这恰恰是当前背景下最现实的方式。

中国共有大小国际河流(湖泊)四十多个,涉及十余个邻国,这些国际河流要么与流域国争议较小,矛盾不尖锐,要么已经与流域国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机制。比如,中国—蒙古《关于保护和利用边界水协议》(1988)、中国—哈萨克斯坦斯坦《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协议》(2001)、中国—俄罗斯《关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的协议》(2008)等相继解决了诸多矛盾突出的问题,另外,中国与湄公河(澜沧江)流域国家建立了包含并超越水利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此前,俄罗斯指责中方加固黑龙江部分护堤使主航道向俄方推移,侵占了其利益;哈萨克斯坦斯坦对中方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修建水塔也表示不满,认为中方为增加用水给哈下游居民的生活、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而柬埔寨、老挝和泰国也不时批评“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设多处大型水库,导致水位急剧下降,水流量减半”。

国际社会也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巴西和巴拉圭的合作让巴拉那河矗立起装机总容量为1,400万千万的伊泰普水电站,可以为巴西和巴拉圭分别提供全国将近五分之一、四分之三的电力。相反,因为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一直无法达成和解,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支流青尼罗河推进的“复兴大坝”始终是国际关系的隐患。事实上,埃塞俄比亚与青尼罗河下游的苏丹、埃及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甚至还诉诸国际仲裁,但是如今在复兴大坝修建9年并在2020年完成第一阶段蓄水后仍然难以达成协议。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一度怂恿埃及武力炸毁该大坝,当然如果这么做,一场大战难以避免,埃及至少不会如他那样“疯狂”。

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合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这需要双方从长远眼光看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脱离低层次低水平的水文共享合作,另一方面才能消除双方进行雅鲁藏布江开发利用的障碍。1955年在印度的要求下,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建设了奴各沙、羊村、奴下3个水文站,于每年汛期向印度拍报水情,但这一合作因为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而停止。2000年印度境内布拉马普特拉河发生水灾,印度再度向中国寻求合作,并在2002年重建了水情拍报机制。中印的合作一直在推进升级,在2013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印度时任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还签署了汛期提前半个月(从每年6月1日到10月15日提前到每年5月15日到10月15日)拍报汛情的备忘录《中印水利部加强跨境河流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尽管发生洞朗对峙,让这种最低水平的合作出现障碍甚至停滞,但是2018年中国还是向印度两次通报了雅鲁藏布江泥石流灾害,使得印度能够从容做出准备。

中印有充足的理由仿效既有的成例增加互信,但如果现在缺少这种气氛,不妨先在多边机制上推动水利用规则的制定和推行。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在最近的一次响应中已经充分认可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原则。当时,华春莹就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项目响应说,“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是中方的正当权利,中国会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实行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政策,任何项目都会经过科学的规划和论证,并且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其实,重点当然不是前半句,而是“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所释放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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