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中英关系扉页 马戛尔尼使华牵动欧洲重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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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80年前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其后续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不仅彰显了帝国主义东来的各种侵略拓殖行径,更是为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崛起、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必须救亡图存的开端。而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前不到半世纪的时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率使团访华,不仅开启了中英双方在近代新一轮的互动,也让英国见识到与启蒙哲士口中颇不相同的中国。当地时间5月4日下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启蒙、商业、帝国、文明与殖民—从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讲起》讨论会,探讨18世纪末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节团,反映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程度。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期望中方能给予更多商贸特权和传教权。图为清代耶稣会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所绘的《清高宗乾隆帝朝服像》。(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台“中研院”史所研究员兼副所长陈正国表示,近年对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的学术研究层出不穷,他引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宋念申在《发现东亚:现代东亚如何成形?全球视野下的关键大历史》一书中称,事实上觐见礼仪并未成为1793年中英面会的阻碍,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年)使团来华时才有所激化。到了1840年,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年)把中英鸦片战争开战的主因归咎于磕头问题,礼仪问题的争议才被逐渐拔高。

宋念申认为,亚当斯自然是以礼仪为借口,将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顺着“文明人教训野蛮人”的逻辑,认为英国按照“主权国家”的新观念,要求中国承认其平等地位,那么也可以追问,英国在全球殖民时,也从未以“平等原则”对待弱小,又凭什么要求中国实践“平等主权”?鸦片战争后,英国把“平等”的外交礼仪输入中国,是为了建立“平等”的对华关系吗?

宋念申指出,正如台湾历史学者黄一农称,无论1793年马戛尔尼以何种礼仪觐见,乾隆帝都会拒绝英国使臣的要求,这并非中国拒绝贸易,而恰恰是因为中国也早将外贸规范管理、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英国的要求本质上是要推翻中国实施多年的定制,包括要求开放宁波、舟山等口岸,在北京常设使馆,在舟山附近划设小岛供英商长期居住,允许英商常驻广州,英船出入澳门、广州水道并减免课税,允许英国传教、通商等“普遍权利”,是针对英国一家的特殊待遇,某些要求已和“殖民”无异。至于将外商限制在广州一地活动,宋念申认为,这应是乾隆帝出自社会安全的考虑。倘若英国真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非强盗逻辑进行商贸与交流,那当时主导中英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所遵循的真是市场逻辑吗?

陈正国认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堪称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的G2会议,目的是为了解决因为全球经济问题所引发的政治问题,也反映了华文世界对西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西发里亚和约)后国际秩序的重新反思或抗拒。不过陈正国强调,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利益其实是冲突的。如果马戛尔尼成功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与垄断地位就会遭受极大的挑战。

陈正国表示,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对马戛尔尼的研究论文或专书汗牛充栋。在马戛尔尼使团中,外交随员95人、士兵600余人,组成人员相当多样且复杂,有正副大使、科技人员、医官、音乐家、画师等成员,由此衍生出政治上的外交礼仪问题、科技史、医疗史、中英音乐交流史、绘画史等领域的研究。且随着研究范围逐渐增加,马戛尔尼访华的历史意义也愈发重大,后续的阿美士德访问与鸦片战争,让马戛尔尼事件的意义层层加深。但是过往研究多半集中在使节团在中国的经验与遭遇,以及少部分关于使节团的返回英国之后的影响。至于使节团东来之前的几十年的英国社会与使节团之间的关系,研究就显得极少,这方面非常值得继续深掘。

陈正国指出,过去多以“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来描绘19世纪欧洲鄙视全世界的态度,忽略了马戛尔尼的启蒙背景,其实马戛尔尼的日记对中国的评价很高。因为马戛尔尼认为中国并无强大的一神教或宗教热诚,却能建造出相对有秩序的理性、务实之文化国度,这也正是中国所代表的文化特征。马戛尔尼本人浸淫在此种思潮。但是绝大多数西欧启蒙哲士虽然不乏对亚洲文明的论述,但没有人亲身来过中国,而外交官马戛尔尼却是欧洲启蒙思潮影响下亲身来到中国的第一人。他身上既有的启蒙思想与他在中国的亲身经验之间有许多地方需要加以平衡。他的日记充满先备知识与后来经验之间的对话、折衷、对话与诘难。陈正国用negotiation来表示马戛尔尼的先备知识与中国亲身经验之间的碰撞。

在提问环节中,陈正国介绍了启蒙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对于中国文明的另一种描述:虽然中国与欧洲一样有高度的工商业,却因为各种文化因素而表现出独特的社会特征。此外他也介绍了使团的副大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 1801年)的观察。斯当东看到清朝官员的生活完全不像巴黎的城市生活。原本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商业化发达国家,但根据使节团的成员所见,中国居民的生活却充满农业社会的习惯。

陈正国也注意到,马戛尔尼的身后留下的笔记除了使节日记,还有简短的中国社会综合观察。他虽然在使节日记中频频称在中国的许多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例如对于仪式的掌握精确,对于政府命令的执行效率,手工艺的精到等,但马戛尔尼最后却做出,清帝国已从高度文明国家退化为半野蛮状态(semi-barbaric)的结论,一部分原因出在返英国的路线上。不同于访华时先抵广州、后从海路前往天津北上,马戛尔尼返国时走的是京杭大运河,并在杭州等地停留参观。马戛尔尼在运河沿途看到溺婴等不文明行为,环境也异常贫穷与脏乱,使他对中国印象大为改观,所以才有了“半野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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