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学者:“强迫劳动”之说错的离谱 新疆最大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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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段时间以来,新疆棉花、新疆再教育营话题在国际舆论场闹得沸沸扬扬。但拔开迷雾,放下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让世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新疆作为一个在民族构成和文明特征上异于中国内地的边疆省区,其最大问题究竟是什么。本文作者是一个生于西北、成长于西北的中国青年学者,曾去新疆调研。为了写作本文,他更是专门访谈了多位对新疆有所研究或生活在新疆的人士。在众多关于新疆的讨论中,本文提供了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论述。

今日关于新疆棉花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但许多人关注的重点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新疆人面对的最大问题并非子虚乌有的“强制劳动”,而是新疆人民有没有机会去劳动,靠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新疆的前世今生

自公元前101年,汉朝在轮台等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当地开始,到公元808年唐朝安西都护府最后的城池乌兹城战至一兵一卒,全军覆没,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西域,即今天的新疆等地进行了长达九百余年的直接管理。在宋代,新疆等地的割据政权如高昌和回鹘等仍然以宋朝的藩属国自居,与宋朝保持着朝贡的关系。其后到元、明、清三代中央政权才再次恢复对新疆的直接领导。最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前政权的疆域,行使着对新疆的行政管辖权。

不过也正是由于五代十国与宋朝时期中原王朝并没有直接治理新疆的缘故,使得当地受到了外来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东地区传入的伊斯兰教让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建筑风格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到中原文化再次主导新疆之时,已经是公元1368年之后了。长达560年的时间使得汉唐时期留下的中原文明痕迹基本流失殆尽,而重新进入中原文化圈之后当地仍然与中东的穆斯林世界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

前段时间,中国政府组织了西方媒体记者访问新疆。(AP)

新疆作为一个处于中原核心文化圈外围的行省,连通着中原王朝与中东国家交流的通道,因此新疆当地也受到了中原文明与中东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使得多种思想与风俗在当地碰撞、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当地特色的文化过渡带。每当中原中央政府实力强盛之时,新疆当地文化和意识形态就更加靠近中原文明,强调自身与华夏文明的共性;而当中原中央政府开始衰落时,新疆的意识形态就开始转向伊斯兰教,强调自身宗教习惯与华夏文明的不同。

从历史上看,当明朝强盛之时,新疆穆斯林人口修筑的清真寺都是中原文明雕梁画栋的卯榫风格,而明朝覆灭之后当地中东星月风格的建筑则多了起来;清朝强大之时,新疆等地穆斯林将清朝皇帝视作神在人家的代言人,对其无限忠诚,而清朝国力衰落之时,当地却爆发了惨烈的同治回乱,试图在当地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新疆分离主义势力在当地能发展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疆当地和中原文化核心圈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不够紧密。在汉唐时期,由于有丝绸之路的联系,中原核心区的财货与人员源源不断的往返于新疆,使得新疆当地的经济与民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原核心区,因此新疆是自觉、自愿地将自己与中原核心区牢固绑定。然而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新疆与中原核心区的交流开始变少,使得双方之间的共性逐渐减少。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沿海区域移动之后,新疆和内地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新疆当地的经济与民生基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生态了,这加重了新疆与中原核心区的隔阂。

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与新疆的断层

现代海权的崛起使得国际贸易基本依赖于海运,直到今天海运仍然在国际货运中占据着统治性的地位。因此拥有良好港口的城市天然就比内陆有更好的发展优势。中国从农业时代开始接触迈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西方也是从海上开始。这使得首先接触新事物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在技术、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发生变革,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体制变革的序幕。

这其中有一座城市非常重要——广州,这里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的摇篮。这座最早对欧洲殖民者开放通商的城市也孕育了现代共和制的中国体制。孙中山推动的国民革命以广州为根基,并在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族主义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可以说当时的广东汇集了中国最为顶尖的人才,其后无论是中共建立的新中国政府,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集团建立的国民政府,其军政要员身上都带着浓厚的广州与孙中山的印记。中共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民党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均在广州追随过孙中山。

不过这种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由中原核心区南下广州的现象,也意味着中国更多的资源与人口在南下,在向海岸线集中。在研究中国人口分布情况变迁的文献中,有一条南起云贵地区,北至黑龙江的线段将中国划分为西北和东南两个部分,这条线段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从人口数据来看,直到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仍然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一侧,而且人口迁移的整体趋势是从西部向东南部集中。

这意味着新疆地区失去了汉唐时代的贸易地位后不仅无法吸引财富和人口进入新疆,还距离中国的核心区变得更加遥远。两者之间的交流减少之后中国核心区域的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被明显削弱,新疆的经济与民生方面不仅不依赖中国核心区,更是与之少有交集,这让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呈现了明显的封闭性。

2021年4月19日,美联社(AP)发布一些中国政府组织各国记者前往新疆之旅照片。(AP)

这种封闭性第一次被打破是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后。1955年中共在新疆建立省级行政区。当时整个中国正按照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步骤打下了全国性的工业化基础,并在其后使用城市的工业化力量帮助农村与偏远少数民族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时期不仅让新疆由农业时代开始走向工业时代,还废除了农奴制等新疆旧贵族、旧宗教上层的特权,使得新疆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这大大加深了新疆地区与中国核心区域的联系。计划经济时代,在强而有力的基层组织能力与经济统筹之下,新疆与中国核心区域的联系空前紧密,而新疆地区也非常稳定。

计划经济在中国发展之初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它将战后中国极为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了最需要的地方上,为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并且合理调整了中国人的收入分配,消弭了民国时期遗留下的巨大贫富差距。计划经济高度的集中性与强大的动员力曾帮助中国和前苏联快速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但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一些年之后,其本身存在的体制僵化,缺乏活力,计划容易脱离实际,造成不必要地巨大浪费等等缺陷不可避免的暴露了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弊端越积越深,极大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78年,中国也开始了针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改革,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之后的改革开放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新疆远离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劣势再次突显。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是从沿海的城市开始的,并逐步向内陆推行。这意味着距离中国海岸线越近的区域更早且容易获得更多的改革红利,而新疆作为中国内陆最西边的省区,地理条件上就难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事实上改革开放到如今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自东南向西北梯次分布的发达区域、发展中板块和欠发达板块。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发达板块的城市不仅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赶超了西方老牌发达国家,在民众平均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上也丝毫不落下风,但新疆省会城市乌鲁木齐在2019年全年的GDP仅3413.26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同年上海市GDP38155.32亿元的十一分之一左右,差距可见一斑。

活跃的市场经济在极大地增加财富的同时,也使得落后地区相当一部分行政管理人才流失。杭州市可以为下沙区街道办招募世界级名校的硕士从事基层政府服务,但在新疆等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县城中,当地的局长甚至只有中专或者大专学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向中国发达板块集中,使得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十分缺乏基层治理的人才。而现代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之间的竞争,所以人才的流失不仅使得当地基础治理的水平下降,更造成了当地经济的持续落后。

以往对新疆等地区的帮扶政策也有所偏差。中国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落后地区的帮扶,这种帮扶是多方面的,包括少数民族的考试加分政策与政府财政支持。例如在2019年中,宁夏省会银川市GDP总量3748.48亿元,仅相当于陕西省会西安市约五分之一,但宁夏在医疗、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险上的人均公共支出却是西安市的三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中央财政的支持,例如新疆在2019年中财政支出的约七成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这种支持并没有很好的激发当地的内生经济动力,使得当地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留住人才,而那些依靠加分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也更愿意留在经济条件更好的中国发达和较发达区域。

在那些人口正增长的地区,当地政府在统计报告中往往会同时公布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一般经济好的城市其常驻人口总数要高于户籍人口——这意味着有外来人口被吸引进入城市留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户籍人口只占到常驻人口的一半左右;相反,在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区域,当地政府往往会在统计报告中闭口不提户籍人口总数,如银川自2001年以来不再将户籍人口写入统计年鉴。而新疆、甘肃等省份的人口外流现象也已经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以往的政策虽然将部分改革的红利转移到了新疆等西部地区,但这更像是一种喂饭行为,而非当地自主拿起筷子吃到了改革红利。所以相比于中部和东南部那些主动去争抢改革红利的省份,新疆天然就是孱弱了。可以说新疆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被落在了身后。

新疆经济的相对衰落与分离主义

如果只看新疆经济的增长数据的话,那么它发展的速度是要超过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的。但是放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整体环境中来看,新疆的经济状况是被其它省份远远甩开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越拉越大。如2019年新疆财政收入为1,578亿元元人民币,而同年同在中国西北的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就基本与之相等。

在谈到中国城市发展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发达的城市区域往往会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区域吸收走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使得农村区域仅剩下老弱人口,大量人口的流失使得农村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衰败的现象。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新疆,人口流失不仅仅是削弱了当地的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与潜在市场,更重要的是流失的人口是相对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

中国过去想要通过教育的方法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因此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会给予考试加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会组织内地支教团体进入新疆帮助当地进行基础教育。但问题是新疆当地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更容易南下寻找工作机会,或者集中于新疆当地少数几个大城市,他们的知识更多的用来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而非改变他们的家乡。但这并不是新疆当地人的问题。新疆多年以来其财政收入仅占公共财政支出的三成左右,可见当地产业之孱弱,所以当地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而新疆的地理位置与周边的贸易通道等因素也决定了当地很难支撑起较大规模的创业。

受教育人口和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的后果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有表现——宗教的快速传播。中国2010年公布的《宗教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在农村区域,整个中国约80%的基督徒都集中在农村。中国农村教会信徒构成有“三多一少”的特点,即老人多、妇女多、病人多、受过教育的人少。这并不奇怪,按照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人在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与安全需求之后,必然要追求社交、尊重以及实现自我的需求。如今中国政府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早已确保了即便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当地居民也不会为安全和生存发愁,但相对落后封闭的农村地区在精神生活上往往是匮乏的——他们没有大城市司空见惯的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游乐场、体育馆和商业步行街等。而宗教却可以很好地填补这一空白——教徒之间的聚会很好地满足了他们关于社交的需求;比较有宗教地位的人,其被尊重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传播宗教发展信徒完全满足他们实现自我的需求。因此宗教在农村区域才会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传播。

新疆的伊斯兰教在当地已经有几百年的基础,因此其在当地的传播力要远远强于其它宗教。加上新疆相对封闭的经济生态和与内地有所不同的文化形态,就让分离主义分子嗅到了气味——他们以伊斯兰教为掩护,将宗教极端势力与分离主义势力合二为一,试图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保障信仰自由的国家,加上过去民族政策上更偏袒于少数民族,因此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在宗教和民族身份的双重掩护下得以快速发展。新疆当地在2003年和2009年版的维吾尔语中小学教材中编造故事,公开鼓吹分裂思想,但就是这样的教材居然在当地用了13年之久,由此可见当初民族与宗教外衣掩护下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肆虐。

2021年4月2日,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正式播出。这是继《中国新疆,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反恐》、《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后,CGTN推出的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微博@CGTN视频截图)

应对之策在于产业布局

这种与宗教和民族混杂的复杂问题并非中国一家的问题。事实上如今的欧洲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2020年,无论是发生在法国街头的穆斯林难民斩首法国老师,还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生的恐怖分子街头枪杀无辜路人,这背后都有穆斯林宗教极端分子的身影。

在过去,各国政府一度幻想着依靠高福利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只要看一看各国的财报就会发现,各国在这方面的投入都不小——如瑞典在2016年为每个难民支付了大约十万元人民币供其在瑞典生活,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也使得宁夏、新疆等地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人均支出高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甚至是中国一些内陆城市的数倍。然而这种高福利之下犯罪率却也非常高,这其中的根本就在于高福利并不能填补人们在精神领域的空虚,多数人在享受高福利提供的优越物质条件的同时依旧无所事事。

实际上这些依靠高福利的人因为缺乏教育和劳动技能,跟当地的社会存在很大程度的脱节。如欧洲的穆斯林社区失业率远远高于当地居民的社区,使得当地穆斯林与世俗社会之间处于“断裂”的状态。更严重的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封闭性使得他们很少也很难与当地民众交流,双方之间的猜疑与误解不断积累。

一方面在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劣势使得穆斯林群体不满自己被边缘化的现状,另一方面欧洲本地居民认为穆斯林固守自身宗教传统、拒绝融入欧洲主流文化的行为是对欧洲传统文化的威胁,最终使得欧洲恐怖主义抬头,右翼势力崛起。因此,不打破这种文化、经济和民生上的“断裂”,不仅是穆斯林群体,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民族团体都会因为这种与主流社会的“断裂”而滋生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美洲,那些最狂热的恐怖分子往往出身于偏远贫困的农村或城市贫民窟等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群,并且深受宗教极端思想洗脑。在伊斯兰国最猖獗的时候,其中不乏大量从欧洲偷渡去中东的人,甚至其中很多人已经取得欧洲国家的国籍。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去伊斯兰国当恐怖分子,原因也十分简单——在欧洲只能吃福利,无所事事,得不到尊重和实现自己我价值的他们,在伊斯兰国却可以通过杀戮无辜去满足他们社交、被尊重和实现自我的需求。

在英国,已经有非官方的社会福利机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着手培训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而非直接给予物质帮助。他们认为这些贫困人口靠劳动获得报酬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对社会无用的人,从而满足他们在精神上的需求。这本质上是在学习中国如今在新疆的经验——教授劳动生产技能给当地人,帮助他们就业,从而使那些被宗教极端思想和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洗脑的人认清现实,回归现实。这是中国在以往走了一些弯路之后,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国的新疆地区在近几十年来也发生过多次的恐怖袭击,而原因归结到底就是前文提出的新疆经济民生与中国主流社会脱节的问题。而如今中国通过产业转移,将部分工厂搬入新疆,并且培训当地人劳动技能,帮助他们就业。通过这种方法,既可以让新疆整体更深的嵌入中国整体产业链,保持新疆与中国内地区域紧密的经济与文化联系,还可以让当地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取相应的财富与社会地位,满足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当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劳动为自己换得吃不完的蜜,喝不完的牛奶时,谁还会去羡慕躺着蜜和奶的所谓“死后的天堂”呢?

中国政府在新疆无偿培训当地人劳动技能,并帮助他们就业,给予他们与劳动相符的报酬,并对这些劳动者给予了充足的保障和尊重。这种行为至始至终都是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与提升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这与西方历史上那种白人奴隶主对奴隶的强迫劳动和新疆历史上宗教势力与贵族势力压榨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对于新疆人来说,他们从来都不存在被强迫劳动的事情——因为现代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个无人机操作员一天就能对数千亩农田完成施肥和除虫;现代化的大农场对棉花等农作物的采收、种植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和无人化;许多工厂的生产车间也全部由机器人代替了人工劳动。这对企业来说不仅生产效率和安全性更高,还能剩下人员的工资、社保和福利等一大笔钱。新疆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中国政府能不能为当地人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帮助当地人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如果中国政府放任新技术替代工人,而仅用高福利将新疆当地人圈养起来,那才是对他们精神需求的无视,是值得批评的事。所以对中国在新疆所谓“强迫劳动”的批评,不仅一开始就关注错了重点,而且方向上更是错的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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