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野生动物园“瞒豹”事件引爆舆论 利己主义者能否创造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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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金钱豹出逃以及因为瞒报而贻误搜捕的事件,引发全网关注。尽管相关责任方辩称未成年豹攻击性较弱,但人们质疑,其从4月19日事发一直瞒到5月7日,就是为了“五一”长假营收,因为关园停业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公众追问:为什么豹子出逃这样的公共安全事件,会为经济利益让路?而围捕时使用不必要的可能致死的手段,是否牵涉“珍稀动物入药”的利益链?

本文或许能从价值层面提供一些解释。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对价值观的变迁,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鸵鸟态度,似乎认为它会随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因为反感计划经济,人们似乎特别信赖为市场辩护的经济学家。因为要摆脱集体主义,人们拥抱那些为个人利益伸张的思想观念。而经济至上主义则为身处价值真空的中国人提供了虚幻的价值替代品:每个人只要埋头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也可以实现、甚至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共之善。这最终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利己主义”。然而人们发现,虽然在短时间创造了经济奇迹,却问题重重。没有正义感的利己主义者注定是铁杆“搭便车者”。长期看,利己主义者的财富都是不稳固的。人们以为自己的利益在增进,但其实是在相互欺骗、争夺财富与幸福感。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金钱豹出逃及官方瞒报事件引发网络热议。(视觉中国)

利己主义的魅惑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利己的,利己主义是支配中国人行为的基本价值之一。

首先定义一下利己主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以一个触目惊心的评论而终结:“很难绝对地或笼统地断言,现时代最大的危险是放纵还是暴政,是无政府状态还是专制主义。两者都是令人忧惧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可能跟另一个一样轻易到来,此原因即普遍的冷漠,它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产物……因而,我们最应坚定抵制的对象,与其说是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不如说是冷漠,它可毫无差别地制造出这一个或那一个。”

导致这种冷漠的是两种现代病: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讨论民主制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时,区分了自私与现代的个人主义:“所谓自私是一种对自己的、强烈的、过分的爱,它会让人把什么都跟自己联系起来,偏爱自己胜于世上一切。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成熟的、冷静的情感,它让共同体每个成员把自己与同伴分开,与家人和朋友疏离,因而在他构造了自己的小圈子后,他就不管周围的社会了。自私源于盲目的本能,个人主义与其说源于堕落的情感,不如说源于错误的判断力;它既起源于心智的缺陷,也起源于心灵的败坏。”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自私是人的一种古老本能,始终伴随着人类。个人主义却是一种现代才出现的心智,甚至已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根本性构成因素。在实现了“状况的平等”的现代社会,个人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精神与生存状态。既然如此,个人主义也就不可能被完全消灭,而只能予以节制、控制,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经由信仰,让人的目光暂时离开物质,而面向灵魂;通过广泛的自治,唤起和训练人们的公共精神。这些制度安排,或许可以对抗个人主义之恶,让平等的社会不至于变成冷漠的社会,让自由人不至于变成原子式存在。

这里所说的利己主义,则是个人主义的坏的变体。迄今为止,现代社会的各种基础性制度在中国尚未健全地建立起来,但中国与现代性也“鬼混”了一百多年,也就出现了一种伪装的个人主义。它从一开始就是个人主义的堕落形态。换言之,当代中国盛行着利己主义,即中国人处于“伪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其反社会、瓦解真理与善的作用也强大得多。

利己主义的历史根源

梁漱溟早就注意到,西洋人长于集团生活,而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这有点不合常识。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主流意见都表示,中国人缺乏个性,缺乏个人主义传统。但是,如果略为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为个人主义,至少并不逊色。

这与中西历史演进过程之分途有关系。现代西方乃是从封建社会演化而来的,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共同体主义,或者说“社群主义”。从16世纪开始,欧洲从封建制向君主制过渡。不过,绝对君主制时期只维持了非常短暂的时期,很快就因为宪政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建立了现代国家。个人权利观念兴起,民主制度成为基本政治制度。由此,现代市场就开始发育起来。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托克维尔提到的“个人主义”开始出现、流行,它主要体现于19世纪初出现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

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文人据此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是个人主义的。这一点大体上没有错,但他们可能忽略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习惯、理念,在欧洲社会有很多遗存。其中包括社群主义,各种社团、包括工人的社团在欧洲非常发达。19世纪兴起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与封建的共同体主义之间存在直接联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背后,就有一种留恋封建社会之温情脉脉的情绪。

反过来看中国,封建制在秦代就正式终结了,中国由此进入漫长的皇权——郡县制时代。它与欧洲历史上的君主制时期颇为类似,因而,在过去2,000年中,中国社会就始终具有欧洲现代国家的部分特征:个人在法律之下平等,尽管法律不甚公平,但至少所有人被官府平等地统治着。土地和财产为私人完全所有,社会通过市场机制组织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历史上虽然有过一些反复,也确实存在着宗族、家族等社会组织,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和小家庭。

换言之,西方人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只有几百年,而中国人在后封建的体制下已经生活了2,000多年。这种体制不算现代的,但确实具有强烈的“准现代性”。单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心理积淀,要比欧洲更为深厚。

就像托克维尔所担心的,这种个人主义只要迈进一步,就会堕落成自私。阻止其堕落的唯一因素是成熟的信仰、伦理体系,它们提携人心,规制行为。儒家的理念与信念体系是一种君子之教、君子之学。儒家乐观地相信,人人皆可成尧舜,这反映了一种伟大的平等理念。只是,“可以”并不等于“是”。成为尧舜,需要一番正心、诚意、修身的功夫,儒家要人们转向自己的内心,运用自己的思,存心养性。换言之,儒家所设想的成人、成圣的途径,主要是个体的精神自觉与上进,而并未借助于外在规范之约束。这似乎已是一个定论:儒家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为此,宋明儒家也确实发展出了一门寻求个体内圣的功夫论。

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从来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实践这种功夫,大部分人必然缺乏这种内圣的自觉,也缺乏运用“思”,即反思、内省的能力。有些时候,普通人确实可以“行焉而不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行为仿佛合乎天理。但毕竟,普通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相当微弱的,而现实世界的物质诱惑是多样而巨大的。因此,缺乏精神自觉的个人很容易被“人欲”所控制,而儒家本身没有提供外在的约束。

似乎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佛教、民间信仰发达起来,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诚如人们在今天的台湾所能看到的,对普通民众进行教化、规范的,并不是儒家,而主要是人间化的佛教、民间信仰乃至会道门。传统中国文明似乎形成了一种教化的分工:儒家训练君子,佛教、民间信仰则在底层社会进行教化。当然,熟人社会的舆论奖惩机制,也共同发挥作用,约束着普通民众可能出现的利己之心,使其不至堕落而变得没有廉耻。这样,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强烈的世俗化与个人主义特征,但大多数人尚未成为彻底的自私者,因而社会正常秩序尚能得到维持。

利己主义的结构性根源

20世纪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则解除了中国社会的这几种教化与约束机制,让中国人的自私精神得到彻底释放,并以伪个人主义的形态呈现出来。

第一个冲击波是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导师和学生们始终强调,现代的、先进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个体高于群体的、社会的,蒙昧的、落后的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这一点。这是一种道德和政治诫命,唯有通过这样的精神转换,中国才能民主、富强。因此,过去100年间,中国最先进的时髦文人一直主张,个人应当从一切既有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首先是从家庭中走出来。

这一场又一场启蒙运动传播的正是个人主义价值,它在1980年代得到了存在主义、在1990年代又得到了自由主义的呼应。大体上,这种个人主义还是比较健全的。它们凸现了个体自由选择的道德与政治权利。但此后出现了两种力量,从相反的方向强化了这种个人主义向利己主义堕落的倾向。

第一种力量是1950年代兴起的集体主义。这里的“集体”既不是家庭之类的共同体,也不是现代社会中个体自愿结成的社团。其典型形态是遍布城乡的“单位”。从历史上看,这类集体是以打碎一切既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为前提的。个人首先被完全作为对象“解放”出来,随后被自上而下地安排进人造的集体中。此时,集体之外的社会已不复存在,个人别无选择,个人离开集体连生存都不能维持。内部运转的基本机制是制度支配人身,并分配一切资源。这样,与外部世界没有有机联系的单位内部人员,彼此之间也没有纵向、横向的有机关系。集体内的人,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原子式存在。比如,在1970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大量存在着工人盗窃企业原料、产品的事情。至于单位领导滥用权力的事情当然非常普遍。在乡村集体中,同样广泛存在着“反社会”行为。一旦集体的控制弱化、坍塌,被压制的利己主义精神就开始呈现自己。恰在此时,经济学成为显学,它为这种泛滥的利己主义提供了貌似科学的论证,利己主义终于在中国成为一种高傲的信仰。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把斯密(Adam Smith)视为自己的老祖宗,但斯密究竟在说什么,恐怕没有几个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清楚。要弄清斯密思考什么、说些什么,也确实不大容易。身处18世纪剧烈变动中的不列颠,斯密的思想是高度复杂的,其复杂性难以被后世的经济学家把握。

斯密成长于苏格兰道德哲学传统中,他的立论基础不是个体,也不是个人的自私,斯密从来没有说过人是自私的。相反,在斯密看来,之所以出现分工、交换,之所以出现市场,乃是因为人普遍具有“通感”能力,也即《道德情操论》中不那么准确地翻译的“同情心”。也即个人可以感受他人的情感、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这才是斯密眼里人的基本属性,也是市场与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

不幸的是,经济学发展似乎面临一个两难困境:经济学狂热地追求科学化、数学化,而这就需要对斯密的假设和理论进行简化。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斯密之复杂性的过程。于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了“理性经济人”概念,又出现了个人始终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假设。经济学家以此理解市场,新制度经济学又雄心勃勃地试图以这种肤浅的、扭曲的关于人的假设来理解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

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正是这种关于人的简单化假设与结论,而他们的傲慢又超乎国外的同行。人们因为反感计划经济,所以似乎特别信赖为市场辩护的经济学家。人们因为厌倦了集体主义,所以热烈拥抱一切为个人权利、利益伸张的理念、主张。经济学似乎就是因为这些论说而在1990年代成为知识与舆论的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论说则满足正处于价值真空中的中国人的需求,或者说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价值替代品:每个人只要埋头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也可以实现、甚至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共之善。这样,人就不仅应当关心自己,而且应当只关心自己,关心别人反而是一种罪过。至于对自己最好的关心,就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并不断发掘、扩大这种欲望。

这样,伴随着启蒙运动,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初步构建以及商业的发达,在中国,兴起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它的堕落版:利己主义以及与之同时出现的物质主义。人的目光曾经停留在自上而下构造的虚幻的外部世界,后来,他们迫切地把自己的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回自身。但并不是转向灵魂,而是完全停留在肉体的层面。他们以为,这就是真实的自我。

社会与公共的解体

这个肉体的存在当然不是真实的自我。当代中国人关于自我的这个幻象,让他们毅然地、甚至有点自豪地抛离了他人和社会,成为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现代社会相对于前现代社会的区别在于,个体摆脱了个别的身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道德、法律、社会与政治主体性,而成为普遍的、平等的国民。国民的单位当然是个体,由此,个人主义之出现乃是必然的。但在托克维尔看来,个人主义会削弱人们的公共精神:“自私会让一切美德的幼芽枯萎,个人主义最初只会消耗公共生活的美德的元气,但久而久之,它也会攻击和摧毁一切其他美德,最后堕落成为自私。”民主社会本来需要人民的参与、行动,但民主社会的平等却又制造出导致人与人隔阂的个人主义,这样的个人主义将使个人丧失采取政治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人们普遍看到一种参与的冷漠。但无论如何,民主制度中还是存在公共生活的。可以说,每一个国民都是私人——公民的复合体。他在很多时候对他人呈现为冷漠的私人,但在必要的时候,又会成为一个公民,介入公共生活。由于信仰的存在,由于各种形式的自治制度的运转,还有传统的延续,在这些社会还是存在着真正的“社会”。

在中国,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依然是不健全的,就是社会也依然大体停留在废墟状态。这样,个人主义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个人的主义。每个人都是原子式存在。人基本上就是私人,而几乎未有扮演社会人和公民的角色。这样的人当然就是物质主义者,每个人,从官员到农民工,从商人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从大学教授到公司白领,都投入全副精力于占有、增加、享受及滥用权力、金钱、房产、美色的事业中。

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结果是,人们相互的冷漠,人们不关心自己邻居的生存状态,由此导致公共生活的空白:人们也不关心正在发生的可能影响他们的公共事件。因而在这里,不存在最基本的社会与政治制约与平衡:官员、企业经营者,甚至大学教授都可以滥用权力;被施加了这种权力的对象似乎也不觉得这种权力是恶的,相反,他们一方面固然愤怒,但另一方面也向往自己拥有这种权力。在利己主义的世界中,是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人的一切决策唯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定。利己主义者总是物质主义者。

这种利己主义心态未必妨碍经济增长。事实上,它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但是,这样的世界注定了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性。只关心自己的人不会关心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制度。利己主义者注定了是铁杆儿“搭便车者”,因为利己主义者没有正义感。由此可能出现一个出乎利己主义者预料的后果:从长期看,每个利己主义者的个体财富都是不稳固的。甚至可以说,现在积累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未来的掠夺者预备的。利己主义世界的故事情节是相似的:人们以为自己的利益在不断增进,但其实是在相互欺骗、抢夺财富与幸福感。

重建社会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必须构造出种种机制来抑制其内在的个人主义精神。在中国,需要抑制的是作为个人主义之堕落版本的利己主义。此一任务的难度要大得多。但其途径,倒也不出托克维尔已经提到的两个主要方面:信仰与基层公共生活。当然,在中国,从事这两项工作的难度是异乎寻常的。

信仰的重建似乎是首要的。只有通过某种机制,把人们的目光部分地引向灵魂,引向超越肉体之上的精神,个人的视野才有可能超出自身狭隘的物质利益计算,部分地面向他人。由此,人的社会性才有可能得到确认,个体才有可能从私人变成社会人,进而成为公民,最终以这种复合的身份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中健全地生活。

为此,学术上的反思是必要且重要的。学术可以影响人的价值结构,尤其是知识人。经济学曾经扮演过这个时代的神学,并塑造了这个时代普遍的利己主义精神结构。正确地理解斯密,有助于经济学重归正道。由此再进一步,引入及深思斯密所在的苏格兰道德哲学传统,则有助于中国人更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所谓的现代性。中国知识人中间流传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常识:现代人就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但苏格兰道德哲学的主流论述却是:人尽管有自私的一面,同样有仁爱的一面,后者同样是本能的、天生的。更重要的是,人天生都有“通感能力”,因而天然地适合于过社会性生活。这即是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西方主流思想传统之基本命题,它于中国儒家论说之间的对话空间也较为充裕。

此一论说的政策结论是:一个社会,如果能够透过各种机制,让人的这种社会性本能得到存养、运用、扩展,则这个社会就会形成相对健全的社会生活与公共生活。设计这种机制的工作部分地属于立法者,比如,容许广泛的自治的发育和扩展。但推动立法者设计这种机制、并维持这些机制运转的,则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绅士或者君子。而出现绅士或者君子的前提是,在社会各领域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士形成道德自觉与公共精神自觉,克服搭便车心理,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哪怕为此要冒一定风险。

因此,价值、思想、学术的转向,与因此转向而形成的新绅士群体之努力,乃是走出利己主义深渊、通往健全社会秩序和公共秩序的关键所在。利己主义是社会精神病症,能够治疗它的只能是健全的精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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