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5周年丨都2021年了 文革元素为何死而不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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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文革从未彻底走远。图为2017年12月26日,上海鲁迅公园,十多位中老年女性统一系着红围巾,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红色歌曲。(多维新闻)

文化大革命爆发距今已有55周年,文革结束也已将近半个世纪,但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文革”并未完全走远。且不论网络空间民粹情绪的日益高涨,上月末在防火墙内外流传的“小学生集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的视频就足以触目惊心。虽然视频中的具体地点无法准确考证,但从视频数量来看,这并非只发生在一个地方的孤立事件。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革期间最为广泛传唱的“红歌”,其与一般的红歌(诸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相比,符号化的意味浓重。“忠字舞”更是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是专门用于民众表达“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特殊舞蹈形式。

两者均带有个人崇拜的时代烙印,多年以来除了能在文革题材或文革背景的电影电视剧中出现,几乎已经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销声匿迹。即使是有过“红卫兵”经历的上了年纪的人,或许在公园的老年合唱团会偶尔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大多也仅仅是单纯的追忆青春,而忠字舞是绝对不会再跳的。如今这样的歌舞组合居然出现在小学生的集体活动中,实在令人惊诧。

然而只要对中国社会有常识性的基本认知,在惊愕之后,也不会对类似视频的出现完全无法理解。大陆各级学校在日常教学中都有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尤其在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的大背景下,各地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为建党百年献礼的各类活动(如写寄语卡片、党史题材的演讲比赛等),带领学生统一观看《金刚川》、《闪闪的红星》等革命题材电影,都属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范畴。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在中国大陆,“爱国”一直与“爱党”紧密捆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已经写入中国宪法,多年来在基层的宣传语境中,“爱国爱党”从来都是成语般的出现。

与意识形态分不开的爱国主义教育当然需要紧跟时代。近几年来,中共的政治文化在向传统回归,最高领导层不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最顶层的权力结构也向最高领导人个人高度集中;在中国的发展路线上,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为中共治国理政总结出了13个“显著优势”,提出了13个“坚持与巩固”,彻底断了中国自由派及台港与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已所剩不多的幻想。

“文章合为时而著”,爱国主义教育自然也要在表现形式上跟上当前的政治氛围。只是学校这样的基层单位这个时候发现,要想把报刊上那些“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话语变成10岁左右的孩子能够接受的内容,可以使用的话语资源实在太少,那些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大型晚会上的“政治性歌舞”,不仅没有流行度,说教指数也并没有比官媒好多少。

于是只能向历史回溯,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如果想要表现“红色教育”,有什么能比文革时期的东西更适合?于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唱起来了,忠字舞跳起来了,文革元素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小学生的集体活动中,孩子们或许还会觉得充满新鲜感。而这一切的肇始,只是学校需要“有新意”的爱国主义教育。

但很明显,组织活动的老师是错误地提取了与时代错位的符号,套在今天的现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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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基于己方的社会规范、观念体系、思维方式等对另一种文化产生的偏离事实的理解和评价”被称为“文化误读”,而上述中国人对于自己当代史的“文化误读”,凸显的是当今中共在理论创新与宣传上的短板。从最初建立到夺取政权,中共曾充分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理论型政党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践方面走在了前面,本应该到了“实践丰富理论”的阶段,但近年来,从高层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理论层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理论建设还远没有到可以自信的地步。

特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缺少政治智慧指导下的真正符合中国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用习近平的话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其实中共的理论创新问题从邓小平时代就已有之,“邓小平理论”虽被称为“理论”,但“猫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只能算是观念的革新,并未上升至哲学思辨式的学理层面。从邓小平到江、胡,中国在发展理念上主要依靠西方的思想资源,中国本土的“新左翼”、“新儒家”一度引人关注,可至今未能有所建树。只不过高速发展的红利掩盖了理论的缺失,《春天的故事》、《希望的田野上》、《走进新时代》等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大量出现,大大降低了爱国主义教育“八股化”的风险。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新确认,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让中国已然与那些西方自由主义大师挥手作别,那么该从哪里觅得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再想从西方走“拿来主义”的捷径,已经完全不现实——难不成要用巴迪欧(Alain Badiou)、齐泽克(Slavoj Zizek)这样的欧洲“后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并指导今天的中国?

当然,中国在“新的历史关头”碰上的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爱国主义教育亦不能视作随便就能轻松解决的困境,但无论如何,让基层搬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忠字舞”,还自以为是“唱响红色文化”,实则唤醒了人们对文革时期政治空气与权力结构的惊恐回忆,这即便只能算是文革元素的“借尸不还魂”,也已经足够尴尬乃至危险。对于理论的创新与构建,在文宣上做到真正的“四个自信”,是摆在中共这个百年大党面前必须完成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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