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解放70年|近思录:六百万中国境内藏人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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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5日,中国境内藏人在拉萨大昭寺周围朝圣。(Reuters)

西藏境内六百万藏人仍在受苦?3月份,已连任两届流亡藏人司政的洛桑森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评论中国境内藏人的处境。这位从未到过中国藏区而通过境内外藏人联系获得信息的世俗领导人即将在5月底结束任期,交班于新当选的边巴次仁。

近思录专页|通古今之变 思治乱之道

自1959年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与中共决裂,在十余万藏人的追随下离开西藏,政治避难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境内外藏人便几乎生活在两个完全隔绝的平行世界里。尽管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1990年代拉萨骚乱后以及进入21世纪的最初数年,陆陆续续又有不少中国境内藏人偷越国境,与流亡藏人取得联系甚至加入流亡藏人社团,但是整体看来,境内外藏人之间的现实落差已经越来越大。

对中国境内藏人来说,在达赖喇嘛离开后,西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在政治上,北京在西藏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设立西藏自治区,同时团结西藏宗教和政治中上层,密切了北京与西藏的联系。“自治”不是“半独立”更不是“独立”,北京此后曾保持与达赖喇嘛的持续接触,但其“中间道路”被北京视为变相独立,没有任何讨论空间。

在经济上,北京彻底摧毁了西藏宗教上层赖以维生的农奴制经济。“文革”十年,全国陷入混乱,西藏经济发展无从谈起,但是从1980年代起北京纠正在西藏的极左路线,并通过持续不断援藏计划提供了西藏发展的各种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西藏经济增长迅猛,人均年收入更是突破1万美元。202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0亿元人民币。

而具体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照有限的数据来看,其人均GDP则从1996年的全国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贵州),到2004年之前先后超过甘肃、江西、安徽、云南、广西和四川,跻身倒数第八。此后,西藏人均GDP排名有所下降,但截至2017年仍然排名在甘肃(2.85万)、云南(3.42万)、贵州(3.80万)和广西(3.81万)之前。按照2018年年初西藏约337万的人口数量统计,其人均GDP约为4.38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年中国人均GDP水平逼近1万美元(6.45万元)。

从社会发展看,迄今为止,中共共举行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共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援,甚至在控制那些藏传佛教寺院规模的同时改善其饮水、电力供应等生存环境。

1984年8月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承认西藏的“特殊”并采取差异化的税收、财政政策,由此中央和地方轰轰烈烈的援藏计划也正式启动。当年,60个中央国家机关、18个省市和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共更要求按照省市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核定17个援藏省市的援助资金量。

2006年《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在介绍中央财政支持时称,40年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达157亿元人民币,用于西藏重点建设项目的基建投资42.7亿元,两项合计近200亿元。到2015年《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发表时,1952至2013年60年间的各项财政补助已达5,446亿元,占西藏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95%。及至2018年,统计称自1980年以来对藏财政补助累计12,377.3亿元,占西藏地方财政总支出的91%。

据2020年西藏政府工作报告,目前西藏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人均预期寿命71.1岁,义务教育巩固率95%,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10.2年,各项基础设施配套都在持续改善中。

洛桑森格尽管认为中国境内藏人“受苦”,但也承认西藏社会的发展,只是抱怨北京不懂得藏人最重要的是尊严和本民族的文化。

相较而言,尽管洛桑森格认为流亡藏人保留着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宗教文化,但是这也许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相反受限于达兰萨拉的生活处境,流亡藏人社区事实上已经在停滞中走向碎片化。

从政治上来说,尽管达赖喇嘛在十年前放弃了世俗权力,并推行了流亡藏人的民主化改革实践,结束了政教合一传统。不过,这种实践并没有帮助流亡藏人走出生存困境。在民主化体制下诞生的司政如洛桑森格没有改变流亡藏人的流亡处境,更难以取得与北京对话的机会,自然更无从解决流亡问题,只能求得印度政府给予部分帮助。

相反,洛桑森格可能在过去的十年任期内走了不少弯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2009年藏人自焚事件令流亡藏人丧失了不少同情,洛桑森格甚至达赖喇嘛本人的暧昧态度受到了极大的非议。

事实上,流亡藏人上层的原因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流亡藏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经济和社会发展发面,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做的努力似乎收获少之甚少。一方面流亡藏人收到了国际援助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作为寄居族群,流亡藏人又缺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本条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迫走出达兰萨拉讨生活,或者流散其他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当然,对于洛桑森格所最为看重的本民族尊严和文化保护,这涉及一个永恒的争议。一个民族要不要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流亡藏人做到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流亡藏人的抉择或注定自我排除在世界潮流之外,最终被彻底地边缘化、被遗忘,流亡藏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流亡藏人始终没有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这令其面对中共的舆论战时总是显得极其尴尬,而民主化如今成为冲淡这种尴尬的调味剂,不过这只能令北京与达兰萨拉更加难以调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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