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解放70年丨毛泽东先礼后兵 解放军以战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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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和平谈判无效,中共不得不以战促和,发起昌都战役,迫使达赖喇嘛接受和谈。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回顾这段历史,外界可以洞见中共追求国家统一的决心与实践。

西藏人民和解放军进藏部队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广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视觉中国)

中共建政后,解放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为了有利于顺利进军与民族团结,中共决定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间,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劝和。但西藏噶厦政府一边借故应付,一边扩军备战,并以藏军主力沿金沙江西岸陈兵于以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与此同时,还对中共派来劝和的使者进行阻拦、驱逐、软禁,甚至谋害。

在争取和平谈判毫无进展后,中共不得不以战促和。1950年8月,毛泽东批复昌都战役实施计划,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解放军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分四路向西藏进军,并于同年10月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昌都战役后,西藏噶厦政府内部急剧分化。由于再战不能,“独立”无望,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和谈。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昌都战役 解放军逆境中取胜

西藏自清末以来便遭英俄渗透;辛亥革命爆发后达赖喇嘛更一举驱逐驻藏汉军,挟着英国的支持企图实现“藏独”。当解放军陆续攻占邻近西藏的四川、重庆、云南、西康各省后,西藏噶厦政府还焦急地派遣“亲善使团”分别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宣传“藏独”。这都令中共深为忧虑,一方面出言指责西藏“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另一方面又呼吁西藏赶紧派员至北京商谈解放办法,并着手准备以军事手段威服噶厦政府。

然而西藏位于高原地区,崇山巨峡横亘,经济又极度落后,尚未机械化的解放军很难施展人数优势,更难以运补辎重弹药或筹集粮秣。光为了修建进藏道路与肃清地方匪患保障后勤,解放军两次推迟进兵西藏的时程,足见入藏的困境。

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与西南军区下达“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修路”的指示,同时要求减少进军人数和强化补给功能。为了避免叨扰民生困苦的当地少数民族,中共还要求尽量别向当地少数民族征集粮食,如非得这么做的话,还不能比国民党征得多,且用现金或食盐兑换粮食。概括来说就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显示中共争取少数民族信服的用心。

1951年10月26日,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新华社)

在如此险阻的条件下,解放军拼命修复雅甘公路、修建甘孜与巴塘机场,以及雇用当地群众支前,并利用“高原之舟”牦牛来运输物资,因而出现了近十万头牦牛支前的盛况。根据统计,“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四个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六万多头,驮运物资二十六万驮”、“康北人民为支援进藏,先后共动员牦牛近二十万头次”。最后在1950年8月底左右,综合空投、汽车、牦牛等各种运输工具,才运入了包含汽油、医药、服装、通信等器材共一万一千六百四十四吨。但第十八军士兵们仍得人均负重三十五公斤以上,而骑兵更因得驮运粮食而负重六十公斤左右,由此可见当日解放军后勤的不易与难处。

尽管物力如此艰困,还遭遇水不易烧开、部队出现雪盲缺氧等问题,但三万名解放军仍在昌都战役中,凭着迂回战术一举击败藏军主力,八千多名藏军中,有五千七百多人伤亡,西藏噶厦政府再无抵抗的军事屏障。即便藏军犯下未能以逸待劳、断绝解放军后路的错误,解放军仍以擅长的动员能力,弥补后勤系统的不足,无疑是决胜关键。可以说,若无中共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力,断无法保障昌都战役的胜利;若无昌都战役的胜利,也断无法保障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

反复谈判 西藏噶厦政府终允归附

早在昌都战役之前,中共就反复呼吁西藏和平谈判,当西藏“亲善使团”出发之前,中共还强调只要西藏愿意在地方自治的立场下派代表团赴京,照样会受到接待。除此之外,中共还派遣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直赴拉萨劝和,没料到格达活佛竟被扣留在昌都,并惨遭杀害。

中共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路线图。(多维新闻制作)

尽管如此,中共仍一面加紧进军,一面争取和平解放,甚至在昌都战役进行中仍催促西藏噶厦政府尽快派人来京。周恩来声明,“人民解放军也决心西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的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

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甚至献计献策,“促成和平解放西藏,只要达赖喇嘛愿意取消独立,恢复前清旧制,容许和平进军,巩固国防,那就可以省却高原作战的麻烦。稳定国家领土主权后,再民主协商推行新政,慢慢进行改革,就好办了。”中共自然采纳参考。因此在昌都战役结束后,中共仍基于保护寺庙财产、维持西藏贵族地位不变的优渥条件同西藏谈判,甚至愿意直接让藏军就地挂上解放军的旗帜,而非接受整编遣散,这是其他地区从未享有的待遇。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签署。后排左三起: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中央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央政府副主席朱德、副主席李济深。(视觉中国)

在重兵当前以及空前礼遇的双重压力下,原本逃到亚东试图出走并向联合国求援的达赖喇嘛,眼见解放军不会停止前进步伐以及英美不可能实际援救的现实,终于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京谈判,最后与中共签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不变、寺庙收入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等的待遇下完成和平解放。

衡诸进军西藏的前后历程,可见中共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边陲地区用尽心思,甚至在和平解放后、人民币已经通行于大陆各省时,直至1954年特别由成都造币厂生产民国三年(1914年)版袁大头银圆供西藏使用。

中共“和平解放”西藏之路之所以曲折重重,很难忽略该地区长期受帝国主义影响、民族与宗教问题复杂因素的多重作用。回顾这段历史,外界可以洞见中共追求国家统一的决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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