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为何突然澄清“数字人民币”三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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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在某论坛上公开澄清: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初衷不是取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国际支付货币地位,也没想取代现在第三方支付的角色,而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也不大。那么,该如何正确理解数字人民币在国内外经济变局中的角色和意义?本文指出,“数字人民币”并不是颠覆货币本身而创造的“新人民币”,而是将人民币改造为一种可记录数据的价值流通工具,并集成相应的电子支付结算方式。其初衷是重塑大型技术公司数据垄断造成的诸侯割据式的市场竞争格局,推动数字经济由目前的私企构建、相互闭环的“条块化”生态,向未来的政府与企业双轮驱动、开源运行的新生态转型,为实现数据资产在全社会的价值流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本文原载《文化纵横》,作者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教授,文章经授权刊载。

当下,抢占数字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已成各国共识。但不宜高估数字人民币的战略属性,夸大其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影响。未来中国能否取得数字货币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规则话语权,既取决于中国的技术方案是否领先,也受货币和金融政策公信力、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决策透明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应审慎看待数字货币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将数字经济与货币经济紧密融合,使数字人民币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融通内外数字价值链、推动经济数字化顺应“双循环”战略发展的新引擎。

数字人民币:数字经济的生态重构与全球竞争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目前中国的经济金融决策者高度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即部分大型科技公司通过运用“数据垄断”优势进行混业经营,同时采取不正当手段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收益,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2021年1月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员工食堂,员工通过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支付。(新华社)

大型科技公司的“数据垄断”优势是如何形成的呢?可以看到,具备新型“大而不能倒”特征的互联网平台都已在小额数字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自身构建以数字支付为核心的数字生态体系,将社会数据生产加工成为平台私有的数据资源。在大型科技公司激发数据资源价值的商业活动过程中,一方面缺乏监管的混业经营为金融体系带来一定隐患,另一方面大量新产生的社会数字财富游离于现有经济金融的统计、测算体系之外,对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制定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信用体系等问题带来一定的挑战。

透视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背后,如何化解“数据垄断”引发的这一组矛盾?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发和推广试点的数字人民币将在未来数字经济生产关系再平衡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电子支付推动经济数字化

2020年是主权数字货币崛起的一年,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央行积极加快主权数字货币的研发进程。经过七年的持续研究,2020年数字人民币(DC/EP)也开始在深圳、苏州等地区进行公开测试。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发行,让全社会意识到数字货币已经离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近。

在人类社会的货币演变史中,货币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形式的货币适应了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在当前阶段,伴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及其对产业变迁的主导,货币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正经历着数字化转型。按照学界通说,数字货币是指基于密码学和网络点对点技术,由计算机编程产生,并在互联网等虚拟环境发行和流通的电子货币,由一国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基于国家信用发行的数字货币,即主权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伸,具有法偿性。

人民币作为中国的主权信用货币,它的数字化进程目前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电子货币”,即通过电子化方式支付的货币,也就是在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和银行电子支付体系中交易与流动的人民币;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数字法币”,即中国人民银行推进研发与试点的数字人民币(DC/EP)。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就个人用户端的使用体验而言,数字人民币和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差别不大,但它们背后的机理却迥然不同。数字人民币是真材实料的货币,而移动支付是一种取、收钱的方式。二者的关系或可以比喻为“水”和取水的“工具”,性质完全不同。换言之,数字人民币账户是一个原生银行账户,里面的金额相当于现钞,并且这个账户自带央行搭建的一个电子支付渠道。而用户在第三方支付APP里的账号只是一个虚拟的、用于记账的账户,其内的金额实际是第三方机构或用户个人存在商业银行里的人民币,用户在使用第三方支付时,要关联银行卡账户。

在“电子货币”阶段,人民币本身并没有被改变,改变的是货币的支付方式。现有的货币银行体系是产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服务于企业部门。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货币银行体系在经济数字化进程中与大型科技公司相互嵌套推动支付的数字化,形成现有金融体系与数字空间经济活动之间的价值环流。大型科技公司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价值中介的角色:它们掌握着电子支付体系的行业话语,将线上产业需要的资金与银行机构的电子货币对接,促进了支付和场景的融合,解决了数字时代的线上交易互信问题。

在这一阶段,数字支付的蓬勃发展成为经济数字化的第一个增长极。自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向企业发放支付牌照以来,第三方支付逐渐发展成为支付市场的重要生力军。大型科技公司以数字支付为核心,以商业银行的电子货币体系为支撑,推动网络线上交易生态的形成,开启了早期的经济数字化进程。在数字科技革命中,新技术与既有产业实现无界限融合,生产、交易、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信息在网络维度空间以数据的形式存储下来,形成海量数据资源。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经过加工、分析并与具体商业场景结合的数据资源可转化为有价值、可计量、可读取、拥有市场价值的数字资产,并带动数字财富的不断增值。2019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全球数字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5.4%;其中中国的数字经济总产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数字经济总量比2005年增长了12.7倍,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6%,远远高于这一时期全球数字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

据中国政府网3月25日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9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中国政府网)

中国数字经济能够以如此高速持续增长,大型科技公司发展形成的数字生态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购物到社交,从打车到买菜,大型科技公司凭借掌握数字价值中介的渠道,将数字支付渗透至民众精神、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活动中的一点一滴经数字支付,产生货币价值流动,最终由互联网平台处理而生成数据。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多以数字支付渠道为核心、具备高经济价值的商业场景进入互联网商业平台,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其庞大的用户基数以及相对成熟的大数据运营体系,形成了一个闭环的“DNA”生态,即数据分析(Data Analytics)、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和紧密结合的(经济)活动(Interwove Activities)三个环流的联动,打通了从数据生产到价值变现的完整数字产业链。

对个体用户来说,他们只是在这些依托不同商业场景运营的平台中建立账号;但个体用户的日常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经过大型科技公司的标准化、结构化处理,就成为公司所有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承载了塑造着经济社会形态商业运行的规律,持续生成新的数字资产,带动社会经济财富的数字化。同时,有别于传统的金融衍生品,在数字化时代,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向金融服务领域“逆向衍生”推出了多种形式的新业态,如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公司,通过唤醒阿里平台生态内电商、日常支付流水等“沉睡”数据,加以运用算法等数据分析手段,将更多中小企业、个人纳入信贷体系进行风险评估和定价,增强了金融的普惠性,客观上也对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了提速作用。

基于“DNA”生态的衍生与发展,类似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20年实现迅猛增长。腾讯与阿里目前已形成了两个10万亿市值规模级别的生态圈,其他数字巨头紧随其后,各自加快扩大自身的数字生态规模。

在这一过程中,依托于“电子货币”的数字支付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带来了对现有的货币政策体系的全新挑战。特别是应对大型科技公司向金融服务领域的“逆向衍生”,金融监管等经济社会活动的底层规则或将面临重塑。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与新挑战?由央行发行试点的“数字法币”将成为未来数字时代宏观经济调控领域的关键抓手。

“数字财富”催生“数字法币”

在大型科技公司各自构建的“DNA”生态内,每天都在发生巨量的私人支付活动,事实上这些经济活动是在银行账户体系之外展开的。对于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受资本市场估值多变以及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不能准确测算由“DNA”数字生态衍生出来的数据资产和数字商品具体规模有多少,它们的真实价值是多少,而这些数字财富已经成为全社会财富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如何应对社会数字财富规模的极速膨胀?

从货币的发展历史看,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货币逐步顺应去商品化、去价值化的趋势,实现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演变。早期实物货币借由自身稀缺性、便携性和易储藏性的特点实现了充当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货币职能,提高了经济活动效率。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和国家政权的建立,货币完成了由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的转变,且出现了由足值金属货币转为不足值金属货币的情况,法定货币的信用属性得到了初步发展。但金属货币的实际供应量受矿物开采、加工量等因素制约,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增长相适应,易造成严重的通缩,甚至引发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失衡与贸易战争。伴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与国家能力的增强,以主权国家信用为担保的纸币产生了。货币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价值对应物、表征物,成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记账符号,主权国家依据社会中可交易的总财富量发行法偿纸币。随着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货币与金属彻底脱钩,成为真正的信用货币。在信用货币体系与数次科技革命带动生产力进步的双重因素推动下,社会资产总量和以货币计价的社会总财富发生了飞跃式增长。

无论货币的表现形态如何变化,它都必须与一定的财富规模相对应,才能发挥其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功能,服务社会财富的交易与经济发展。但是,数据资产与传统物理性资产、权益性资产最大的区别是,它本身具有无限复制性与非均质性,经过复制处理产生数据资产并无过多由体量增加带来的价值。传统形式货币由于本身不携带信息,很难追溯其交易商品,因此很难匹配与数据资产真正价值相对应的货币数量。如果虚拟空间中可复制、可共享的数据资产不受限制地兑换成传统形式货币,传统形式货币会简单跟随数据量的增长而膨胀,失去价值尺度职能。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人民币数字化进程开始迈向“数字法币”阶段。大型科技公司所打造的“DNA”生态,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数据资本生成的一套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迁催生了新一轮货币形态演变的需要,即要完成主权信用货币本身的数字化,其目的之一是为了适应数字资产的崛起带来的新型数字财富生成的计量需要。

据统计,在中国,86%的人口使用移动支付,比世界第二高出将近20%。(Reuters)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网络加密数字货币难以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流通工具。这类私人数字货币比照黄金的基本原理,设置恒定的总量,完全按照既定规则限量投放,其实是走上了一条“复古”的道路:一种天然通缩、披着数字技术外衣的类金属属性货币,无法成为体量、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数字财富通货。数字时代的货币须顺应信用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规律。正如在上一轮全球金融资本扩张周期中,现代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多元化,支撑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衍生出天量级的金融资产规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理解“数字法币”的双重属性是认识数字人民币的关键:一、“数字法币”是主权货币,其本质是信用货币;二、“数字法币”是数字化货币,是脱胎于实体纸币存在的货币形式。这说明,央行正在研发和试点的数字人民币并非是有别于纸币形式人民币的新货币,而是信用货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数字人民币”在央行的正式名称为“DC/EP”,其中,“DC”是“Digital Currency”,即“数字货币”的英文缩写;“EP”则是“Electronic Payment”,即“电子支付”的英文缩写——“数字人民币”并不是颠覆了货币本身而创造的一种“新人民币”,而是将人民币改造成为一种可记录数据的价值流通工具,并集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电子支付结算方式。

数字人民币的数字化特性,使其既可以成为衡量数据资产的价值工具,也可以为数据资产的交易充当交换媒介,实现货币与数据资产的直接对接,成为真正的“数字通货”。进一步为解决数据要素的价格制定、权益配置与交易机制等一系列能够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的核心问题奠定基础。

重塑数字经济的“DNA”生态

数字人民币当前的定位是替代现金,即M0。短时间内,数字人民币并不能替代所有现金。目前流通中现金占货币总量的比重还不足4%,因此,数字人民币从现阶段货币体系中流动的总体规模占比将更加有限。但是,大型科技公司依然对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推广忧心忡忡。甚至在蚂蚁集团被暂缓上市前,其上市招股书中也出现了专门针对数字人民币对其业务影响的表述。大型科技公司对数字人民币防备有加的原因在于:尽管现阶段数字人民币的作用仅仅是替代现金进行流通,但是,随着日后人民币数字化的进程不断加深,数字人民币将有可能直接冲击大型科技公司依托数字支付构建闭环生态的“账户价值”。

在“电子货币”阶段,银行支付与私人数字支付的二元化,将普通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分化为银行、数字两个账户体系。数个已形成“DNA”超大规模闭环账户生态的科技公司通过把持已占有市场主导地位的数字支付端口,建立竞争壁垒,形成了“条块化”数字经济生态:消费者购买数字商品或进行线上消费只能依托与自己捆绑的平台专用账户在各大平台内部进行,平台之间受到竞争壁垒的限制,数字巨头们持续争夺公民数字账户体系中更多的市场份额,导致数字支付对私场景的进一步割裂,阻碍了信息与数据的进一步互联互通;大型科技公司引导持续扩大用户流量,不断开辟新的商业场景,逐步将用户的数字社会活动锁定在自己的“疆域”内,为自己提供新的数据,从而带来更多的用户活跃度,形成数字经济生态演化过程中的“马太效应”。

这一整套数字账户生态之所以能够彼此形成闭环,并不断扩大规模,关键在于大型科技公司把持了货币流动与数据活动的支付通道,并形成了对高价值数据控制权的垄断。数据经由数字巨型平台的“DNA”生态的衍生与发展,生成了数据资本——数据资本的主体只有拥有对数据资本的控制权,在此基础上,获取超额利益、利润分配和开发利用能力时,数据资本才成为真正的资本。

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着力打造的“DNA”生态,我们须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DNA”生态极大地促进了数字经济生态的演进与多元化;另一方面,随着近两年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的放缓,互联网平台间的垄断与“内卷”对数字经济整体生态的负面冲击逐渐显现。当今数字经济版图中呈现出一幅“诸侯割据”式的市场竞争图景。中国前30大APP,七成隶属阿里和腾讯旗下。10亿中国网民移动生活所产生的数据,被腾讯、阿里等头部数字平台所瓜分。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人民币并开始试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人民币为打破大型科技公司对数据资源的垄断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现有大型科技公司推动形成的“条块化”数字经济生态格局或将面临重塑。

假设数字人民币成为数字空间经济活动的主要通货,因数字法币可携带信息,那么央行将有可能主导数字人民币所有的支付以及相应的用户信息及交易数据,成为整个数据资源产业链的上游。数字人民币采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模式,由央行担保并签名发行代表具体金额的加密数字串,央行和商业银行负责其发放与运行,并在银行体系中配备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这种模式依托现有体系,有望以较低成本实现数字空间中的货币价值标尺的“再统一”。数字货币可以有效终止数字支付对私场景的割裂,重新定义了支付、经济活动和用户数据的互动方式,相当于为每位公民提供了个人意义上适用于所有商业场景平台的“超级账户”,为实现数据资产在全社会范围的价值流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数字法币”基于自身的法偿性,将开启法定数字支付的新时代,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实现动力机制的转换。“电子货币”阶段的数字化核心在于个人端,即家庭居民对私场景支付的数字化,而就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而言,其财务运行完全基于银行账户体系。大型科技公司由于其自身的企业性质,难以以私人数字支付的力量来推动对公场景支付的数字化,这就需要国家信用背书的数字人民币打通各经济部门间的信息链,为形成覆盖全产业的数据共享提供信息融通的基础。基于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系统也能开启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间的数字支付对公场景与数字经济活动的价值流通,使数据要素的活力呈指数级释放。数字化货币的推行将加速数字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由目前的私人企业构建、相互闭环的“条块化”生态向未来的政府与企业双轮驱动、开源运行的新生态转型。

因此,数字人民币的推行将重构,而非解构现有数字经济的生态格局。中国具有磅礴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广泛的电子支付基础、开发进度领先的主权数字货币将为数字资产的市场化进程提供坚实支撑,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将有望提高产业链运营效率,连接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优化资源配置水平、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为形成一国范围内的统一数据要素市场奠定基础。这一市场包含了庞大的用户基数、完整的经济生态、海量反映产业机理的大数据以及大数据处理经验,随着“数字法币”为数字经济生态带来新一轮“数据”红利,在国家力量与市场平台的双轮驱动下,打造充分发挥整个经济体超大规模数据市场及互联网用户数量优势的主权“DNA”生态,培育国际经济竞争的新优势。

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入关键阶段,全球主权数字货币的竞速赛愈发白热化。主权数字货币营造了各经济体同步竞争的机会,截至2020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央行发布了主权数字货币计划。各国央行紧锣密鼓地进行主权数字货币研发,实质上是在数字空间中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数字空间博弈的主要场域将会是各国的数字生态体系。如今,一个国家在数据资源方面掌握信息的多寡、能力的强弱已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数据要素资产化的加快,各国货币金融体系与当下数字经济生态不相匹配的痛点逐渐凸显,数据资产缺乏交换媒介,数据资本化进程受阻。因此,率先研发并成熟运用主权数字货币的大型经济体,将获得推动数据要素资本化与市场化的催化剂。

未来全球主权数字货币新格局演变将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目前全球央行暂时形成由中欧等国为首的积极推行者、由美国为首的守成者和其他少部分国家组成的中间观望者三大阵容。美国因在以美元为中心的传统国际货币体系中能够取得非对称的重大利益,长期对发行主权数字货币保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但近来,美联储的谨慎立场也在逐渐松动。2020年2月,美联储官网刊文第一次表示考虑到为了维护美元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在数字法币的研发工作上保持国际领先水平。欧盟、俄罗斯等其他大型经济体则积极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用以规避常规支付风险、应对现金交易需求降低的现状,更是希望通过“数字欧元”“数字卢布”等顺应国际潮流,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数字人民币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小规模试点发行,处于内部封闭试点测试阶段,其正式推出尚无时间表。(Reuters)

虽然各大经济体关于主权数字货币的行动态势不一,但目前国际数字货币联盟已隐隐浮现。2020年10月9日,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由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和美国央行以及欧洲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共同研究并完成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础原则与核心特征》研究报告,其内容强调要保障现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深化七大央行之间的合作,继续发挥国际清算银行在CBDC(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过程中的整合协调作用。此举说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考虑联合为未来的国际数字货币格局树立规范,期望通过合作布局把控数字货币时代的规则制定权。

主权数字货币的宏观金融影响将取决于各国对数字货币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和方式。有学者指出,未来某一时间段有可能会形成央行推出的电子支付与结算系统长期与Libra提供的跨境支付共存,形成公私协同的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基于数字法币形成多个并存的“数字货币区”,从而支撑世界不同区域内数字经济跨主权空间的互联互通,创建新的连接和新的边界影响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结构。

巨型数字平台的国际影响力将成为各国主权数字货币推广的重要渠道。数字平台将货币与信息和网络服务相关联,通过内容变现的方式,将平台中有吸引力的功能、高质量的内容、高效运营和庞大的用户基数与数字货币进行捆绑,从而增强后者的竞争力。

在这方面,中国发展趋势良好的互联网企业与数字平台正在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流通提供重要推动力。以蚂蚁金服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巨头所打造的“闭环生态”早已突破主权疆界,地域上以中国境内以及周边为主体。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人出国消费等跨境经济活动,银联、支付宝、微信等数字支付的场景已渗透至全球各国的不同角落,形成了一个在体量上让大部分经济体相形见绌、遍布全球的“隐秘”数字货币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以“清洁网络”名义,先后对在移动应用出海方面取得较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微信等APP所属大型科技公司进行制裁。2021年1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禁止与8家中国应用软件进行交易,其中包括蚂蚁集团的支付宝、腾讯的QQ和微信支付等,一系列举措可以看作是在消解中国在海外推广数字支付系统平台的基础。

主权数字货币可进一步激发数字生态系统跨越主权疆界的溢出效应。当前,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结算货币的权重与中国实际的经济规模及对外贸易投资规模高度不相称,主权数字货币及其催化的数字生态体系将进一步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基于人民币的主权货币信用,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辐射能力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框架,有利于推动形成以数字人民币为主的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未来,随着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发展,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望在数字人民币的催化下取得一定进展。

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高估数字人民币的战略属性,认为数字人民币推出将对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即使中国率先推出数字货币,是否能够奠定自己在数字货币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所运用的技术方案是否领先,另一方面也受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公信力、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决策机制的透明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应以审慎的态度看待数字货币时代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单靠发行主权数字货币很难改变已有的国际货币格局。保持现有数字人民币的先发优势,将数字经济与货币经济更为紧密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使数字人民币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融通内外数字价值链、推动经济数字化顺应“双循环”战略发展的新引擎,才是我们应该对数字人民币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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