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趋势难避免 北大学者深挖背后的压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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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从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方面来分析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得知,老龄化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改革的机遇。本文转自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其根据该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赵波的演讲整理。

人口老龄化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的烦恼,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大概率是高收入国家。数据显示,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通常越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医疗条件、健康状况都会得到更好的改善。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通常较低,因为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上升。

人口既受到经济的影响,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发展。我主要从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四个方面谈一谈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

大家的直观感受是,人口老龄化极大影响国家的劳动供给。2020年人口普查中,劳动年龄人口(16岁到59岁)为8.8亿人,比2010年人口普查时减少了4,000多万人,占比下降6.8个百分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先上升一段时间再下降的趋势,表明拐点已过。

劳动年龄人口不代表实际工作人口,所以就业人数也是需要考察的指标。数据显示,中国就业人数在2017年左右也出现了拐点。

这两个指标告诉我们相同的信息,以劳动年龄人口数衡量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这会对我们的生产造成负向影响。

资本积累

影响产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靠高速投资拉动,投资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内储蓄。人口结构恰恰会影响储蓄,因为退休之后人群的收入降低,但消费没有立刻下降,伴随着储蓄率降低,使得资本积累放缓。因此,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国家,储蓄率会持续下降。如果想维持高速增长的投资,就需要维持足够的储蓄率。

对于中国的挑战体现为,储蓄率在过去十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且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深,如果储蓄率不能上升,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国际收支调整来维持强有力的投资增长。这意味着,过去长期积累的顺差可能会慢慢消失,甚至可能出现逆差,需要从国外吸引资本来帮助我们实现国内高速的投资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是投入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生产效率。能否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不足,甚至能够实现对一些低技术含量劳动力的替代。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推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得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更高,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我们的研究发现,老龄化严重的国家,的确有更大的动力去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老年人口数量与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以及与人力资本指数都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在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优势也更明显。

中国此次七普结果显示,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7年提高至2020年的10.8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1%下降到2.7%,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经济结构

老龄化带来的另一个影响通过经济结构施加。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消费结构不同,分析全国居民消费构成可以发现,越是老龄化人口,对于医疗等服务品的消费需求越大。消费结构的变化将进一步影响中国产业结构。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关于人口老龄化,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变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视觉中国)

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以非贸易品为主,包括医疗服务、财富管理、养老等。如果不能通过贸易获得,就必须加大本国供给。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对于这类服务品的需求会大量增加,导致相对价格上升,进而吸引生产要素逐渐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到服务业,最终导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增长,最终经济从工业化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

发达国家都曾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并不代表这是完美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要警惕鲍莫尔效应(Baumol’s cost disease)。这个效应发现,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缓慢的部门,如服务业,通常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却居高不下,比如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当技术进步较慢,难以规模化复制的服务业部门占比又很大的时候,会拖累整体经济增速。

尽管第三产业中也有进步很快的领域,但平均来说,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增长率低于第一、二产业,特别是教育、城市服务、医疗保健等。鲍莫尔效应会使得一旦经济过早去工业化,整体技术进步率会被拉低太早。由于长期决定人均收入的是技术进步率,所以经济总体增长率会随之下降。中国“十四五”纲要中首次取消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目标,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在我看来是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方向。

老龄化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改革的机遇。针对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来改善劳动力市场;完善金融市场、吸引外资流入以促进资本积累;促进创新、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升级服务业内部同时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并始终维持强劲出口优势,以优化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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