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32年:中国海外民运的尴尬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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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得以在香港合法大规模举行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在2021年再次被禁。(Reuters)

六四事件32周年,香港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已注定无法实现,香港支联会自认遭遇挫败。而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则再度酝酿动作。唯今非昔比,六四纪念引发人们越来越多流于程序化的观感。

日前,六四流亡领袖王丹在网络公布一份全球纪念六四32周年视频大会的活动文稿,号召5月1日在Zoom网络会场进行为期约两个半小时的直播。据称,活动邀请了王丹本人在内31名发言人与会,另有若干人参与举手发言。

不过,对于此次活动之主题,文稿则未予以披露。

近十年来,海外民运似乎渐露颓势,而作为其精神象征,六四纪念也越来越难以产生感召作用,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六四事件纪念越发难以在其中产生共鸣。比如香港,更激进的本土派近年已与支联会进行政治切割,而支联会的政治感召力体现六四维园会则在新冠肺炎疫情两度被警方叫停,注定将难以再产生影响,事实上,无论出于自身原因抑或政治原因、社会大气候原因,六四纪念越来越成为“小众”的政治活动。

作为流亡海外仍坚持民运活动的王丹早已不是1989年时的热血青年,其也与新时代力量产生隔膜。 (AP )

反观这次王丹等人召集的纪念活动,事实上尽管六四流亡一代仍然不辍纪念,但是一方面他们早在十年前便遭遇了内部的分裂,包括柴玲、封从德、侯德健、李禄等人早已淡出曾经所致力于的中国民主化,与王丹等人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至今仍然在坚持活动的王丹、吾尔开希、王军涛、苏晓康等人早已属于“既往的时代”,不仅与中国社会现实产生必然的“隔膜”,而且也对新生代的力量完全不熟悉。

当然,更严重的是,正如王丹所说的,他已经人到中年(1969年出生),与之情况相若的海外民运人士不乏更年长者,如《河殇》作者苏晓康生于1949年,而从此次出席六四32周年纪念活动的发言者名单看,却难以寻觅真正的“后继者”。对于一种政治力量来说,没有“后继者”意味着没有未来,这是最为致命的。

于是,在此“危险”处境下,海外民运人士不仅越发难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成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至今,人们没有看到任何现实改变的迹象。

当民运已越发被边缘化,那么六四纪念则只能成为一种泛泛的自我表达而已,而失去其真实的意义。这从六四纪念的目标表述以及海外民运人士的诉求越来越模糊化中得到了验证。实际上,一个直抵人们内心的追问是,六四纪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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