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纠偏|1978-1992:国门重启下的浪漫与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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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年文革的沉重岁月翻篇,阶级斗争伴随四人帮倒台而退场,中国社会肌理在历经歧途后百废待举,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取而代之成就新主旋律。不过,无论是国门初开的骤变还是“革命年代”的余波,都在那后续的十余年中相互冲击。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此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也即在变革中以“持中”的精神持续“纠偏”。

拨乱反正:意识形态变更的拐点

1976年,周恩来及毛泽东先后去世,而早在四五运动爆发时,对四人帮的不满,以及求变的情绪已显露无遗。不过即便四人帮于同年10月6日被粉碎,持续十载的文化大革命迎来终点,但其动能却依旧存在,华国锋等人随后奉行的“两个凡是”原则便是案例。中国前进方向的真正转折,还有待邓小平等第二代最高领导人的抉择。

形势自1978年起开始了根本的变化,分为政治的“拨乱反正”及经济的“改革开放”。政治方面,该年5月起,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以及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皆打破对毛泽东长期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情形。12月,邓在讲话中提到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全面否定文革,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元素,1982年12月,中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八二宪法》,某程度上推行了党政分离,理顺党与法的关系。

经济方面,作为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实施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可总结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后,更旋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改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后并强调“四个现代化”。胡耀邦也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瓦解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至1984年底,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实际上不复存在。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也晋身最高领导层。图为1981年9月,邓(左)、胡(右)二人在解放军华北大演习阅兵主席台上。(法新社)

从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到“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意识形态无疑迎来变更的一个拐点。第二代领导人透过纠正文革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殃及上亿人的问题,加上使国内局势趋于稳定而作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共得以确立纠偏者形象,既重新焕发政党生机,也是在回应历经浩劫后的社会诉愿。

浪漫泡沫:集体怅惘若失的开端

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后,当局又不得不面对纠偏过程中的新问题,纵然拨乱反正是在实现应有之义,哪怕拚经济及对外开放的主旋律在快速奏鸣,惟中共这一时期的钟摆也在自由与保守间左摇右摆,大众亦在新体验中拷问着过去。

首先,经历了文化贫乏、情感封闭的六七十年代后,代表人心禁锢得以解放的特殊符号影响一代黎民,如已故台湾著名流行音乐歌手邓丽君,凭着柔和歌声穿透两岸,当时甚至流传着“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等语。然后,朦胧诗及伤痕文学的出现反映着反思的氛围,如朦胧诗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以对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心灵自由与解放的追求,取代了对党国权威的认知及集体主义式服从。

这种骤然开放的氛围,无疑进一步激发了对自由派和右派思想的高度向往。早在1978至79年间,北京西单体育场的宽阔围墙就张贴许多政见各异的大字报,得名西单民主墙,其发挥宣传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短暂自由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甚至胡耀邦也评论指:“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

同时,大学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他们没有过往的政治包袱,1981年内蒙古学运、八六学潮(丙寅学运)和世人更为熟悉的八九学运,以及魏京生、刘晓波等人权运动家的出现,皆成为了此前难以想像的时代印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央视在1988年6月首播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更是继承了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脉落,就诸多中国文化符号,包括黄河黄土文明、长城和龙等作出辨析和评判,同时对海洋文明表达向往。这某程度上也展现了当时连体制内也表达了自由化的倾向。

一言以蔽,面对理想破灭、既有信念失衡的迷茫现实,伴随着中共自我否定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对社会和人性的追求和反思,开始作为一种思绪蔓延开来,当时相对宽松的环境,确也同时造就大众对中共的遐想,不过在此过程中,从官方到民间,无形中也产生着对过往数十载“是否做错了”的疑问,并陷入集体怅惘若失的迷思状态。

保守派全面反扑

面对民间就自由化道路的躁动以及开明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表现,保守派其实不时反制,并在六四事件后全面反扑。

首先,保守派人士在1983年已针对文艺界、思想界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社会主义社会中找到异化现象、倡导人道主义、接受非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等行为作出抵制,可谓此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哨。八六学潮后,中共元老将事件归咎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及胡耀邦的纵容,由于被指“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等,胡最终在1987年遭罢黜。

与此同时,对物价上涨、干部腐败,双轨制引发的官倒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也开始显现,胡耀邦失势后,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其所倡导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继续受挫,先是在1988年试图进行“价格闯关”失败,引发挤兑和抢购风潮及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被迫搁浅,价格双轨制下一系列复杂问题未解。

其后,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八九民运,波澜壮阔的运动最终以军方在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武力镇压,导致多人死伤的六四事件告终。此后,保守派全面反扑,赵紫阳连同鲍彤等改革派高层被撤职,也标志了赵于1987年提出并论述的,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付之一炬。

值得一提的是,六四事件后,虽然政治在经历建政后一次相对宽松的环境后再度转向收紧,但彼时刘晓波、王丹等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反而在自由化浪漫想像幻灭,随后被判刑或者流亡海外之际得以强化,最初的迷思以与中共彻底决裂作结,这一辈人也就此成为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

经济先走 政治且慢

也正是六四后,从中共党内干部到一般大众,又陷入了认为中共不认可自由开放,不认可“右”的新迷思,国家从而陷入了数年“宁左勿右”的局面,当时甚至声音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提出“双重任务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与赵紫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偏离。

六四真的代表要走回头路了吗?曾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的现代历史学者吴伟便曾指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本就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

六四事件影响深远。(支联会提供)

作为党内实际第一人,邓小平发起改革的目的,是试图在不触动原有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改良行政体制,主张的是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路线。不过改革的实际主持者赵紫阳,则尝试使中共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故改革具有双重性质。

因此,保守派错误理解了邓小平六四镇压的初衷,误认为最高决策层和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自由化后,导致1992年邓小平以南巡的方式再次“拨乱反正”,让国家走回到“经济可以先走,政治且慢”的中庸的发展道路,既不走过去的保守派“老路”,也不走西化的自由派“歧路”。

纠偏、迷思相辅相成的时代

1978年至1992年,是各种思潮、路线博奕着的一段时期,第二代领导人对过往作出自我否定,对错误发动的浩劫进行总结与反思,平添新气象。可是纠偏过程中,当局却同时又得再钩深索隐、修正偏向,在既有的权威认知被颠覆后,普罗政治或弱化或式微,配合抛开既往包袱的机遇,知识份子甚至党内本身对体制的怅惘甚至怀疑都与日俱增。

因此,那时不论对党中人士本身、新一批城市知识份子还是情况依旧的农村人而言,对中共皆可能会有个体上的遐想,然而作为整体,一种对往何处去没有答案的迷思也油然而生,导致纠偏与迷思两者相辅相成。

总括而言,中共透过拨乱反正,纠文革及政治“老路”的偏,这当中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透过停止由开明派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纠八十年代过于自由化、过于西方化这些“歧路”的偏,这当中以“六四”为代表。最后,则是纠保守派于六四之后全面反扑、妄想“重走老路”的偏,以“92南巡”为代表,“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言论,意在确立中共仍将坚定不移改革开放的形象,让大众知悉党并非要走老路、一面倒左倾及全盘否定自由开放,为下一阶段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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