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六四这道测试题 香港和中共都要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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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最初只是浙江嘉兴红船上几十人构成的政党,而今不仅有九千余万党员,而且已经是满百岁大党。在这样的特殊年份,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既有不可低估的成就需要总结,也有惨痛的教训和颠覆性错误必须直面。对港台社会乃至西方世界而言,唯一迫切的难题便是: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具体到香港社会,这一难题尤为迫切。经由2019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反修例风波,香港积重难返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得以充分暴露,紧随其后的港版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虽然堵住了国安漏洞和选举漏洞,但实践层面必然会面临各种新问题,所以香港接下来数年至关重要,是涅槃重生还是继续沉沦,关键在此一役。而在此役中,香港能否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不仅关乎港人能否丢掉历史包袱,能否克服心魔,更关乎香港在高烧过后未来能走多远。

时下摆在香港和中共面前的一道测试题,就是六四。今年的六四纪念日,测试的意味更为直接和明显,因为这是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公布实施以来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BBC等国际媒体的普遍疑问是:国安法下的首场“六四”,香港仍能有大型悼念活动吗?而港人的担忧既有历史惯性,也有现实倒逼,而且自国安法落定后类似的担忧就没有间断过,那就是: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支联会以后还能继续存在吗?港人以后还能不能纪念六四?还能不能骂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言论自由和触犯国安法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国安法和《基本法》所承诺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最终会否以国安之名被消灭掉?

2012年6月4日,香港巿民出席六四烛光晚会。(路透社)

在国安法之后的首个六四纪念日发出这样的担忧,站在香港的立场看再正常不过,六四也的确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场事变,这场风波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偶然性之外,最主要的是必然性。就像邓小平在会见戒严部队时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不管是六四当年,还是六四结束之后的32年时间里,香港都是这一历史事变的关键参与者,这不但是因为当年港人热切投入北京学运、触发百万人上街,以及参与营救民运人士、惊心动魄的黄雀行动,更在于六四作为整个社会内在价值的底色,已然融入港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并支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是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不仅成为全球最独特的存在,而且也或多或少提醒和倒逼着千里之外的北京,还有这样一场风波没有给出让香港人满意的说法,许多人心头的历史伤疤还亟待修复。在这方面,香港之于六四的作用不容忽略,更不容低估。

但同样不可忽略和低估的是,六四在过去32年时间里,愈发成为港人的心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挡了港人对于内地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少人对六四的认识停留在了1989年,并通过每年格式化的悼念进一步强化,习惯性地把“反共”当成神主牌,看不到大陆和自己有完全不一样的政治文化、传统认识和时代实情,不愿接受内地变化与中国崛起是在中共领导下发生的事实。现在的中国,既不是陈云《香港城邦论》中想象的“地狱鬼国”,也不是香港联校宣言里描绘的“穷凶极恶”,而是严厉反腐,日益强调法治和现代化治理,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坚持社会资源分配做到公平正义,带领14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目标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在自身经历过一场刮骨疗毒的风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在内地已经由改革开放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港人依然延续着这一带有历史惯性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担忧,依然以六四作为认识内地和中共的最大源头,则注定无法看清现实,更遑论重整旗鼓再出发。中共一定是做对了什么,这是西方世界近些年反复追问的,也理应成为港人冲破六四桎梏来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

而对中共来说,必须认识到,六四不仅已经成为香港整个社会内在价值的底色,也已经成为“一国两制”最直接有力的有形符号。每当有人鼓噪“一国两制”已死之类的论调时,每年的六四悼念都会成为最具说服力的反击,而这背后,不仅包含着内地对香港那一制的尊重与包容,而且是对于邓小平当年承诺的兑现。随着港版国安法落定,中共对香港纪念六四的态度,又多了一层符号意义,那就是:今天的中共和今天的习近平,究竟会否延续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会否兑现新的承诺,让香港不至于沦为一座如内地其他城市一样的普通城市?

实践是检验这一切的唯一标准。六四如何不成为陆港之间相互认识和尊重的障碍是检验双方智慧的重大考题。自中共建政以来发生的几件饱受批评的大事,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前三件事都已经有了历史定论,该赔偿的赔偿,该平反的平反,该给说法的给说法,唯有六四,对某些人可能认为已经有定案,但对太多人它仍是一个悬案,也是卡在内地与香港喉咙中的一根刺。回到历史现场,当时对六四的定性,就经历了从“动乱”到“暴乱”再到“政治风波”的变化。

近年,有一种声音认为内地变得更为保守和左倾,甚至将六四重新定性为“动乱”,这样的猜测不可能不触及到港人的神经,不可能不加深港人对中共的僵化认知和偏见。与其这样铺陈“草蛇灰线”、“蛛丝马迹”,不如自信坦荡地直面这一历史伤疤,毕竟文革这样的十年浩劫都可以有历史决议,都可以给予毛泽东三七开的公允评价,六四对于今天的中共来说,并不是不可承受之重,不该成为完全不能触碰的禁区。何况放在更长周期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更加多元的面向,来理解这一事件对于中共和中国的意义。比如正是因为经历过六四,中国才不会走上苏联的失败道路,甚至更专注于经济发展,更强调要建立强大的监督体系以及依法治国。联系到香港,甚至有人认为香港在爆发占中和修例风波之后,中共并没有急于出动解放军平息骚乱,这本身就是一种吸取教训之后的反思和进步。从某种层面来看,反贪污、反官倒,向往公平正义,改变中国当时落后的经济面貌等这些当年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的主要诉求,可以说在现实政治中都得到了中共的正视与推动。六四期间有关不同政见群体提出的极端要求只是少数人的口号,并非主题,相反中共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改革和“自我革命”,一些难啃的骨头也已经在发生切实的变化,这应该成为中共直面六四的最大底气。

2020年6月4日,受疫情影响,六四晚会被禁,但支联会成员仍然到维园点亮烛光。(香港01)

作为一个历史和时代认知感极强的民族,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中国人一直在思考“时代”与“世界”的命题,并不吝以自己的实践解释和赋予每个“时代”以不同的意义。的确,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今天的习时代,中国过去百年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期间有激流、险滩、灾难,也有成绩、经验。在进两步、退一步,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求索中,中共总算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总算让古老且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有了真实的分量。接下来,在疫情加速的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周期,中国必然要走向世界,而香港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试验场,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拔除六四这根刺,翻过历史这一页,中共这一百年大党才能更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而香港也才有希望克服心魔,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找准定位,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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