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智库学者:当下美对华出招 都是在极度焦虑下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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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上任后,对华政策频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近期举办了《拜登百日执政对华政策评估》报告发布与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王勇,近日对当下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转自微信公号“人大重阳”,原标题为《王勇:当下美国对华出的“招”,都是美国在极度焦虑下做出的》。

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不一样,在基本理念、选民基础以及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支持都存在明显的差异。(AP)

(一)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形成,拜登(Joe Biden)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治影响大

中美之间大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这和两国国力对比、中国的追赶、与美国各个领域力量差距在缩小有很大的关系。战略竞争的大格局很难改变,未来将长期处在这样一个战略竞争格局中。

尽管存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但是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存在,它是过去三十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中美之间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的关系上没有发生变化。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不一样,在基本理念、选民基础以及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支持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拜登政府团队在价值观方面是认同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依赖对和平和国际关系稳定发展的作用的。

因此,中美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会在相互依赖的框架下展开大竞争。

但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也出现了一个不太积极的动向,即提出来要进行全球供应链的调整。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要推动中美“脱钩”,而且可能会把这种“脱钩”的做法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扩大,所以这一点需要警惕。因此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将长期继续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严重制约。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内政的延续。拜登政府当前受到哪些国内政治因素制约呢?

第一,受到特朗普政府四年遗产的束缚。民粹主义、保护主义过去在美国政治中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的炒作,民粹主义、美国优先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主流力量,尽管拜登政府从理念上对此并不认同,但是,它的政策不能不受到民粹主义势力的很大影响。

第二,拜登当选仍然没有合法性问题。拜登政府虽然赢得了美国选举史上最多的选票,但作为落选候选人特朗普也获得了历史上最高的选票。尽管1月6号发生的冲击美国国会山事件遭到美国媒体与建制派的批评,但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保持稳定,基本在35%左右,这些人不认同选举的结果。也就是说,尽管拜登赢得了总统职位,但是他在政治上依然是脆弱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分裂和民粹主义的影响反映在美国两党政治和府院政治当中。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优势现在非常微弱,在参议院席位中两党基本是50对50的局面,要打破这一平衡只有靠参议院的议长、副总统哈里斯的投票,才能够使局面有利于民主党。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比上届国会有不少下降。很明显,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优势是非常脆弱的。

第三,受到国内政治周期和选举周期的影响。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选举太多、太频繁。刚刚结束总统大选,美国又在准备明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政治周期对于民主党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由于美国中下层民众有较为严重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两党都拿中国说事,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企图利用中国问题转移国内视线,转嫁美国治理失败的责任,同时为了选举的目的,都不愿在中国问题上被对手对华软弱。美国政治因素也将长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政治格局很难改变。因此,要改善中美关系的国内基础还是非常困难的。

(二)美国极端焦虑,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如何来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现在情况发展很快,消息很多,全球疫情也没有过去,中美之间互动过招,美国拉帮结伙想在全球形成一个打压中国的联盟。中美复杂激烈的竞争局面使得中美双方很多人在这种力量平衡正在改变的时期产生了深深的焦虑。现在美国出的很多招都是在极度焦虑的心理状态下做出的。在中国方面,也能看到这种焦虑情绪的增长。实际上,中国在此时应该有更多的理由充满信心,应对美国的对华压力,因为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恢复发展、以及对外关系上,中国都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第一,保持对美信心与定力。在对外关系方面,包括对美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应该更有信心,而且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如果中国没有信心,容易对对手的压力造成仓促反应,就有可能产生误判。

第二,中美可以开展互利合作。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但是两国完全可以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在危机管控、可以合作的关系。主要的原因是,中美都是全球供应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关系将延续,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对美国投资者与出口商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加,在这个方面,中国可以打的“牌”很多。

第三,减少中外意识形态的误解。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是导致中美摩擦冲突的重要原因,必须正视这种差异。为争取国际话语权,中国应当在中美之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寻求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模式的共同共通之处,减少中美、中西方之间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冲突,特别是消除美国与西方公众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误解。这样做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外交的主动性。

中国明确表态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中国与前苏联不同,前苏联解体与其推行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扩张主义外交有不小的关系,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减贫、国际合作、人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中国人民获益,世界人民同样获益。

中国的发展成绩在美国和西方所获得的认同度不高,原因很复杂,其中就有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偏见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误解。中国的发展模式适应中国的发展需求,中国党与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成就最大的民主,人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是最高的,这项指标远远超过美国。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团队多年的跟踪研究,中国老百姓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超过90%,反观美国老百姓在疫情期间对政府的满意度是低于20%的,70%以上的美国老百姓认为美国的公共政策受到了大财团、大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影响。因此,中国要有创造地进行理论创新,用世界通用语言对中国的成功进行总结归纳。

(三)应对拜登政府的压力,外交工作更重要

第一,要认识到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性质不一样。尽管中美之间大国战略竞争格局将会继续存在,而且有可能强化,但是拜登政府对于中美共同利益与继续合作的可能性是承认的。我们应当做更多的细致工作,推动中美开展务实合作。通过务实合作,缓解战略竞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第二,要开展创造性的公共外交工作,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擅长搞盟国外交、意识形态外交,这意味着中国对待特朗普的那套办法用来对付拜登政府可能不能起到效果,而且可能产生反效果,对此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应对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压力,除了揭露其政策的虚伪性外,还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之间找到共通、共同之处,开展更为有效的对话,以理服人。

第三,更加重视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该斗争的时候一定要斗争,尤其当前对少数西方国家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污名化”的做法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拜登称,外交回来了,他更加重视同盟外交的工作,中国也要加紧外交工作。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国家交朋友,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将敌人搞得少少的。

第四,社交媒体和广大网友可为营造友善的国际舆论氛围做出自己的贡献。广大网友一方面有理由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在中西方关系方面,网友和社交媒体也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对对方的指责与压力的反应不宜过度民族主义,要相信时间的力量,要做理性自信的大国国民。中国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通过自己负责任的发声推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为建立友善的国际舆论缓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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