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大案|笑蜀:中国人创富的天花板为什么那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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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虽然中国高层反复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正当权益,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但各地不时发生的一些受争议的民营企业家个案,让许多人忧虑高层的政策是否在地方得到有效落实。最近舆论场上受到关注的湖北襄大案和河北大午案便属于此类情况,人们希望当地司法机构处理这两个案子时能有法可依,令人信服。本文是中国知名评论员笑蜀的来稿,他对于民企生存困境的分析和呼吁在中国具有代表性,供参考。

湖北襄大集团请求将资产捐给政府,背后的原因让人深思。(微信@hbxdnmit)

最近曝光的湖北襄大案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案例,雄辩地印证了民企存亡危机之迫在眉睫。

6月2日,襄大集团董事长张德武女儿张建航紧急致函省市两级领导,指控襄大案专案组“欺上瞒下,为了包装我父亲案件,对我父亲20年前已多次审结的事件违法提起再审。”张建航本来志不在商,她早就出国留学,因乃父出事才不得不回国接手企业。但接手后无论怎样呕心沥血,皆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反而一波波致命打击接踵而至。6月1日,襄大官博称,办案的竹溪县公安局非法冻结该公司1.54亿生产经营资金,令公司无法周转。同一天,公司总经理张国祥被竹溪县公安局突然拘留。

这两波突然打击,犹如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令本已心力交瘁的张建航几乎彻底崩溃,而有致省市两级领导的公开信。张建航在信中痛切陈言:“中国民营企业家实在太苦太难了,我实在不敢搞了,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她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请求将襄大全部资产无偿捐给政府,恳请我们政府立即派出工作组全部接管襄大集团。”

这便是今天震惊中外的民企“自愿充公”案。对企业家来说,企业往往就是自己的孩子,何况襄大这么好的企业——资产数十亿,员工数千人,关联养殖农户一万多家;案发前公司生猪养殖量居湖北第一、全国第八;连续多年入选湖北百强企业、全国民企500强。不到万般无奈,谁舍得将这么好的企业“自愿充公”?这绝命托孤之凄惨,何尝逊于灾荒年头,绝望的灾民之狠心卖儿鬻女。

张建航绝命托孤之举,令由来已久的民企存亡危机彻底破冰,引爆了公众尤其民营企业家的强烈共鸣与悲情。一时之间舆论滔滔。民营企业家沦为高危职业,已为天下共知。

这也为数据所印证。《2019-2020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上传的刑事判决案例中,企业家犯罪性质明确的共3,26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数为234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7.14%;民营企业家犯罪数为3,011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91.85%。

民营企业家的刑事风险压倒性地超过国有企业家,这一事实本身,有力地回答了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高危,即,民营企业家与国有企业家风险之别,主要在于他们的身份之别——一个姓“民”,一个姓“国”。

襄大案是这方面的最新案例。该案其实是十七年前即已宣布无罪的旧案,早过了追诉时效,居然有人翻出来算总账。其法理上之荒腔走板,五位著名法学家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已有充分陈述。设想一下,如果张德武不是民营企业家,而是国有企业家,办案方就算吃了豹子胆,会有一个人敢这么玩么?

话说回来,张德武的身份虽然是“民”,但作为大企业家,他在政治上多少还是有点来头的,本非升斗小民可比。一份材料提到:襄大公司自2005年以来即被作为宜城市重点企业进行培育,并被写入历年的宜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襄阳市政府也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扶持力度,重点支持襄大农牧等骨干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提档升级”。至于中央层面,近年来更有从最高领导人,到最高法最高检等强力部门的表态,苦口婆心地重申要善待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相关政策也陆续出台。

习近平多次表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但在一些地方并没有执行到位。图为今年5月12日,习近平在河南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考察当地依托艾草等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业等情况。 (新华社)

但是,纸上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作为大企业家的张德武,政治上多少有点来头的张德武,其实脆弱得很。平时看起来八面风光,但真有事,其脆弱性立马暴露无遗,谁都帮不上他,连对他充满同情的各级地方政府都帮不上。他的命运,简直就是风中灯草。这点上,他跟动辄就被没收电动车的快递小哥、跟自己的房子动辄就被强拆的原住民,跟这些升斗小民生存的脆弱,难道有任何分别?只要是民,无论是升斗小民,还是大企业家,终究都无法抵挡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合法伤害。在不受制约的权力面前,他们一样的不设防,一样的任人宰割。

这里不妨补充跟襄大案性质相近的另一个案例,即震惊中外的河北大午案。都知道孙大午的悲剧性命运,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地方政府即徐水区政府对孙大午及其企业其实抱有很大善意,为此曾专门出台保护政策。一位知情者曾描述如下场景:

“2020年4月16日上午,徐水区委区政府在大午集团举行了第四次政企对接会。区委、区政府领导几乎全员出席。其他各部门如交通分局、发改局、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行政审批局、农业农村局、供电公司的负责人与会,企业所属的高林村镇、安肃镇、东釜山乡、郎五庄村委会负责人均与会。大午集团高管包括部分子公司负责人作为企业代表出席会议。会后迅即成立了支持企业的领导小组,分门别类列出了时间清单、任务清单、责任部门,与大午集团的班子对接,准备同心协力,共谋发展。”

地方政府于“同心协力,共谋发展”可谓谋划周详。但纵如此,又能如何?能丝毫阻挡碾压孙大午及其企业的权力战车么?孙大午及其大午集团一旦出事,地方政府还不是有心无力以致噤若寒蝉?

这才是民企、民营企业家最大悲哀之所在。他们不是升斗小民,但无论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怎样善待,仍无从化解他们的高风险,他们仍属于弱势群体。没有谁抽得走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哪怕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

孙大午不仅是企业家,也是慈善家。(微信@李寻的酒吧)

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有什么力量能比政府更强大?但强大如政府都很难使上劲,相关政令往往连毛毛雨都不如,地皮都湿不了几分。民营企业家命运之叵测,真是触目惊心。而且这种命运之叵测往往跟他们的体量成正比。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出类拔萃的企业家不是好企业家。哪个民营企业家不想做大做强?但当他们经历九生九死真把企业做大做强,他们已经被暗处不知多少双阴鸷的眼睛盯上,这时他们的风险也就到了极致,他们和他们的企业的命运,也就不可预测了。任何时候应声而倒,都不会出人意料。

这是一张暗网,一张由无数双阴鸷的眼睛所结成的暗网,一张由不受制约的权力所结成的暗网,甚至连政府自己都无法控制。这构成了每个人的噩梦尤其民营企业家的噩梦。张建航在请求将企业“自愿充公”的公开信中说“民营企业家实在太苦太难”,可谓字字血,声声泪。

中国人并不缺创富的动力和天分。甚至可以说,在缺乏世俗性宗教的中国,创富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宗教能激发最大的创造力,中国人创富的动力和天分之强劲,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可能难望项背。给点阳光就灿烂,对中国人来说,可谓给点自由就灿烂。只要管制稍微放松,只要经济上稍有自由,中国人民就会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创富能量。这也为历史所印证。无论是所谓军阀混战的北洋时代,还是终于形式上全国统一的南京黄金十年,还是改开后三十年,仅仅因为有了一点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就都能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都能较大改善,社会财富都能较大涌流。如果能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让中国人创富的动力和天分尽情挥洒,中国人还能创造怎样的经济奇迹、财富奇迹,真是难以估量。

但遗憾的是,由不受制约的权力所结成的暗网,构成了中国人创富动力和天分的最大制约,构成了中国人创富能量最大的天花板。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付出多少像张德武和孙大午那样的悲剧,这一切才会真正有所改变,民企存亡危机才会真正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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