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共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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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对中共来说有着不同的符号意义。一方面,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重挫下如何应对内外变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成为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必须面对的一道课题;另一方面,今年也是中共成立百年,作为世界最大政党,中共将如何藉此契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出说法,以及铺垫2022年的二十大,备受各方关注。围绕疫情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共百年,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值得一提的是,黄平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社会学研究。本次访谈分为上、下篇。此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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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变”在哪里

多维:我们也一直很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习近平提出这一概念后不久就进行了具体阐释。很显然,习近平2018年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或者说没有具体地感知到大变局。但2020年席卷世界的这场疫情,让人们切实感觉到,大变局真的来了。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百年历程成就与教训兼有,值得总结与反思。(Reuters)

黄平:的确是这样。观察这个百年未见之世界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个是时间,百年嘛,当然首先是时间的维度;另一个是空间,世界大变局,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狭义就是1918年至2018年这一百年,过去这一百年没闲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层面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国家范围区域范围的事也层出不穷,而世界层面的大事呢?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甚至可以说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起码有两场世界大战,中间一次大萧条,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两场革命,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还有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等。当然二十世纪也是一个发展的世纪,一百年前世界上称得上发达的国家没有几个,如果算人口就更少,到2018年,发展起来的国家,富裕起来的人口,已经令前人今人乃至后人都刮目相看,其中,中国和印度十亿以上的人口大国的高速或快速发展,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

从空间维度上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最发达的是西欧,加上在经济意义上已经强起来了的美国,那时就这两个地方变化大。十九世纪末的西欧以英国为首,到1945年战争结束,西方世界的权力棒从英国的手中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在空间意义上,二十世纪发生了一次西方世界强权的空间转移,从西欧转移到了北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东移现象,一开始是傅高义那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中所讲到的,接着是东亚,不只是一个日本,还出现了“四小龙”“五小虎”了,虽然这并不是西方所担心的“权力转移”,但是出现了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再就是人口最多的中国发展起来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是稳居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

那么,既然二十世纪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今天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不仅是冷战格局已经没有了,世界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西方主导世界秩序乃至主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虽然美国仍然在西方世界中最强,无论过去四年出现了多少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还灵不灵?

用我个人前几年的斗胆说法是,西方世界包括美国(那时特朗普(Donald Trump)还没上台),正在出现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精英失职,所以世界上也开始了国际关系重组、国际格局重构、国际秩序重建、国际规则重写。例如七国集团(G7),在2007年至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触发世界经济危机后,其作用明显不够了,这样才又有了二十国集团(G20)。当然联合国还在,它还是最合法的,但是原有的联合国框架,能不能有效解决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与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我们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蔓延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

目前的新冠病毒(SARS-CoV-2)大流行就是个例子,它只是传染病中的一种,此前也有非典(SARS)、埃博拉(Ebola virus),以后还会有什么,或新冠还要猖獗多久,其实都很不确定,而背后的问题是原有的机制体制、秩序规则不够、不足、不灵,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西方主导的世界不再或正在消逝而去,尽管这个“消逝”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会带来更多危机与风险。与此同时,非西方世界,非西方力量,也是百年来首次具有这么重要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我认为,这就做出百年未有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

所以,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有过那么一段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哪怕再回到1945年以前由西方列强主导,或者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显然已经不可能了。不能主导有两方面,一个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不只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还有很多非西方的中等中性国家也发展起来了,有的比金砖国家发展得还要快、还要好,但是他们不在狭义的西方世界西方俱乐部里,至少不在七国集团里。二是西方霸权背后那一套逻辑,丛林法则、零和游戏、单边主义、胜者通吃等,不再是主导今天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哪怕有的国家仍然坚持这一套,但是明显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得不到拥护了。

而中国提出的主张,从当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后的互利合作共赢,再到现在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越来越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和很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或重视,甚至还写进了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人类的确再也玩不起零和游戏了,走不起赢者通吃的道路了,连所谓最强的国家,如果一意孤行要按丛林法则搞单边霸权,很明显会把自己也搞掉,甚至第一时间就把自己搞掉。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可以说很多。比如,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都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要害的华尔街发生了金融风暴,一开始也就是经济高度虚拟和泡沫化,后来两房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台,居然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它的力度、性质,比此前几次更甚,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拉美的金融危机,都与2007年、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不可等量齐观,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在最核心、最发达、最要害的地方和领域发生的,而且还影响到欧洲,影响到亚洲,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令很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这两年许多人又在担心新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又要来临,在这次大疫情之前,金融界、经济学界、银行、政府的财政部门讨论得多、担心得多的都是新的金融风暴是否要来,如果要来会在哪里爆发?结果,却爆发了大疫情。

其实呢,在多种共同挑战面前,包括金融风暴的挑战,气候变化的挑战,病毒流行和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也包括恐怖主义的挑战,各个国家、社会、团体、民众,在最大的生与死挑战面前,在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反而显得都在同一条船上,理性的选择是只能是同舟共济,外面是惊涛骇浪、波涛汹涌,不知道哪里还有大漩涡,这艘船首先要保证方向对,第二还要保证行稳致远。

多维:除了你谈到的这些大变局,还有一个不太容易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的变化。过去百年,民主、自由等作为普世价值,无疑已经形成了某种话语霸权,第三世界国家也发生了几次民主化浪潮。基于此,威权体制的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不民主,故而是个另类。这一次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的封城举措等也招致了西方世界不少批评,还几乎演变为一场追责与索赔闹剧。但当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后,民主好像不管用了,反倒是国家治理效能成了最直观的评判标准。对于以治理来替代民主,作为评判标准,以及通过实践来破解民主形成的话语霸权,在你看来是否有可能?

2021年1月6日,数以千计的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华盛顿国会山。图为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前与防爆警察对峙。(Getty Images)

黄平:这个问题可以再专门说,今天不展开。首先,民主是近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各国治理的一种政治模式,但是具体的民主形式各国不同,连英国与美国也不一样,更不用说欧洲内部的差异就更大。在“民主”的名义下,可以是共和制,也可以是联邦制,保留了君主或国王的议会制,废除了或没有过国王的三权制,以及总统制、内阁制、多党制、两党制等。

其次,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或制度,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具有道德的含义,更不赋予谁以此指责甚至干涉别国选择治理方式的资格或“职能”。再次,1945年以后,恰恰是冷战中的另一边被叫做“民主世界”,如东德叫“民主德国”,西方则自称“自由世界”,所以,过去百年“民主”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更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西方的学术与舆论界把“民主”与自由一块儿说成是“普世价值”,是冷战结束后的事情。而且,非常吊诡的是他们把自法国革命以来写在旗帜上的“平等”删掉了或忘掉了,今天西方发达社会尤其是美国不平等成了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最后,中国从建国第一天起,甚至在建国之前,就一直在追求民主,比如建国前毛泽东着有《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那是非常严肃的著作和目标,建国后不仅称人民共和国,而且国家的最基本政治架构也一直由人民民主原则作为支撑,其特点就是通过各界和多方的民主协商(也叫协商式民主),以求达到最大共识,而不是欧美意义上的党争式民主,当然更没有美国那样大资本大财团直接用金钱推出代表自己的议员乃至官员。中国的民主发展按照自己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情况来设计和推进,其社会效果或以结果为目标来衡量,可以看到几十年下来,不但经济更发展了,生活更改善了,而且社会更开放了,参与更广泛了。

这样来看,就不是简单按照某国某时的某特定样式去套用并断言中国是威权。老实说,要说“威权”,还真没看到过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或总统有美国及其总统那么大的权力,包括动用军力和对外决策的权力,也没有看到过有哪个国家的财政部门有并非政府部门的美联储那么大的印钞权和货币发行权。姑且不说这几年美国太特别的情况,比如总统任意退出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随时任免高层官员,就是在正常年代,也非外界以为的“一人一票”,直到四年前乃至最近这次大选,人们才发现原来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果并不取决于竞选人获得多少普通人投票。这不是简单的谁优谁劣、谁好谁坏,一定要说优劣,也要由历史或时间实践去判断,引用被传为美谈的周恩来总理回答基辛格时的话,“法国革命到今天还不到二百年,要评价它还为时过早”!

中共百年与社会主义

多维: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中共百年。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目前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了。要总结百年,社会主义无疑会是关键词。放在百年的时间周期中,该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挑战?

黄平: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社会主义,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百年,另一方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1840年以后,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从苏联“十月一声炮响”中学来的。在这之前,中国也在探索,也在寻求救国之道,也试过其他许多可能。可以说谁也没有想到,1921年十几个人开会成立的一个小党,经过近三十年的艰难历程不仅拿下了全国政权,而且一路来走到了今天,也没想到1978以后的改革开放居然给中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与活力,更没想到今天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夸的说是“中国奇迹”,贬的说是“中国威胁”,中性一点叫“中国现象”。

尤其对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是唯一的延绵不断,而且正在走向复兴。这些都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分不开,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不开。近代以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或者共产党没有坚持搞社会主义,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最基本的事实总是要看的,最基本的道理总是要讲的,是不是还是老话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后来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她的不断发展,无论这个发展中还存在多少问题,还会有多少预料到或无法预料到的难题。

随着中共百年纪念日的临近,天安门广场复又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多维新闻)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齐在中国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发现不能照抄书本,1949年以前和建国初期不能照抄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照抄“四小龙”照抄日本照抄欧美。照抄谁都是教条,一定会走不通,包括今天宣称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

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最先发源于西欧,包括共产党,最早也是在欧洲兴起来的,都是欧洲或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资本逻辑和资本统治的批判与反抗,都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这样说,社会主义就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有“中国特色”,其中包括它延续和继承了自己漫长历史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和制度遗产。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主义制度、道路、思想体系之外,也可以或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也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成功了,说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照抄书本或照抄别人的,就会脱离实际、脱离农村、脱离基层、脱离民众,闭门造车或者拍脑袋搞的东西一定是行不通的。

所谓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中央当然是国家的象征,但一个社会真正运行得怎么样,还是要看基层怎么样,看民众怎么样,小到乡村、县城,中到大城市和省,大到中国乃至世界,都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百年,可以说真的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来的。至于治理十几亿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没有缺点、毛病和短处,没有曲折、弯路和逆流,那才不正常,何况过去百年中经历了多少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包括百年前那个起点,或者建国时那个起点,走到现在,如果不是被傲慢、偏见、无知所遮蔽,选择性地忽略忽视治理中国的事实和成就,那就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的正当性。

至于说它是个案、特例,不代表普适性,一直以来中国从来不将自己的制度、道路和思想强加给别国,不仅不强加给西方,也不强加给邻国。其他国家和地区要走什么道路,由他们的人民和社会自己去选择和摸索,而不是照抄别人就能成的。其实,连美国也没有照抄英国,日本也没有照抄德国。

至于普世与否,也不是自己宣扬和标榜的。这里有个普遍与特殊、个性与共性问题。我一惯的说法是:任何事物,如果它所经历的时间越长、跨越的空间越大、所涵盖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如果这个命题成立,如果把“中国现象”看成是十几亿人在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历程中走到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不能简单说它只是个案特例,更不能说只有西方的道路才代表了“普世价值”。

多维: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也正是靠此,中国才在过去百年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挨骂”。虽然实践很丰富,最后被证明也是成功的,但就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黄平:我同意,伟大而丰富的实践之外,怎么说清楚说明白,不但说事,还要讲理,甚至论道,这里面就大有文章,我们还没做好,这不仅是经验现象层面是否能让别人或听众接受或承认事实,而是背后的道理得说得理直气壮,听得心悦诚服。过去的革命解决了“挨打”,后来的建设和发展解决了“挨饿”,现在要解决“挨骂”,不是要跟着骂人者说顺着骂人者言,而应该在所谓的话语方面,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方面,有主张、有依据、有正当性、有合理性。现在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舆论环境中还是弱者,我们自己也定位还是发展中国家。蓬佩奥(Mike Pompeo)说出那么多荒唐的话,居然还是有人听、有人信,除了摄于美国压力,也有歪理老说就成了理的一面。这个层面,的确没必要与之一般见识,但是自己的叙述方式,自己的言说渠道,叙述与言说背后的理、论、道,这个不是外语好不好,资金多不多,就能自然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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