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师何以挥刀杀人 解读割喉血案背后中国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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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高等学府上海复旦大学发生血案。与其他无差别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不同,复旦教师姜文华因被学校解聘而杀害上司。本科就读复旦大学,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又作为引进人才在复旦任职的他,为何堕落进杀人犯群体?本文解读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反思案件背后青年教师的就业困局。本文转自公众号“明白知识”。

命案发生后,姜文华在复旦大学被捕。(微博@冲锋号角)

近期发生了太多恶性事件,稍作回想,便不忍痛愤:

2021年5月22日,大连市劳动公园附近,一男子在人行横道前毫不减速,肆意撞击行人,造成7人死伤;

5月29日,江苏南京一名男子因感情纠纷行凶,当街驾车撞人、且持刀杀人,伤及7人;

6月5日,安徽省安庆市一名男子因家庭不顺,在商业步行街上实行无差别攻击,造成20人死伤。

他们都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转而对无辜群体进行伤害。社会也许亏欠了他们,而他们却选择了报复整个社会。

与无差别地报复社会不同,6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教师姜文华因被学校解聘而恼怒,面对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的当面解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网购刀具,将其捅死。

姜文华本科就读于复旦数学系,2009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

姜文华友人描述自己印象中的他(点击大图浏览):

回到中国后,姜文华曾在苏州大学任教,未能续聘,又通过人才引进计划进入母校复旦工作。

而在复旦六年后,姜文华再次被解聘。

学历如此优秀的他,为何先后被苏州大学和复旦解聘,以至于竟然拿起屠刀,从高知人群,堕落进杀人犯群体?

这关系到一个人事聘用制度——“非升即走”(up or out)。

这种制度也被称为预聘-长聘(tenure-track),从美国引进,指的是高校聘用一位人才,先签订三年合同,三年后如果审核合格,就再签三年,也就是“3+3”。如果审核不合格,直接走人。

而在中国国内,这种审核很难通过、且受领导影响较大。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的第一批考核中,正式申报考核的48人里只通过了6个,通过率仅为12.5%。

其他42位都将面临被解聘的残酷现实。

现实是如此,有人能承受,有人会崩溃。在姜文华杀人事件中,网传其院党委书记王永珍涉嫌打压教师升迁,故而很多舆论都倾向于同情姜文华,同情他人到中年,却丢了工作,失去了原本属于平静生活的一面。

命案发生后,有人公布和受害者王永珍的聊天记录,指责复旦大学将女儿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致死,更多详情请点击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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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背后折射出的现实当然值得我们反思,但无论如何,杀人都是罪恶的,一份工作与一个生命,也不太适合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衡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姜文华都应该选择比“杀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也不应小觑“社会不公”所能给个体带来的巨大压力。个体是强大的,但也是极其脆弱的,往往一根稻草便能压倒一个人。

也许在姜文华内心,已没有什么有效途径可以解决他的遭遇,他想到的唯有“杀人”这个两败俱伤的办法。

姜文华在学术体制内两次被解聘,且人已中年,确实是人生的挑战。脱离学术体制,可能心有不甘、也有损尊严,而继续留在高校任教,下一次解聘又会发生在何时?俗言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就业问题,确实是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而在学术体制内,导师决定制、领导决定制、非升即走等等制度所引发的惨剧事件已然不少:

2016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因拖延青年教师晋升被掌掴;2018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因长期被导师王攀压迫,跳楼自杀……

站在这样的学术制度和现实下,人们对这位学霸青椒(网络用语,高校青年教师的一种自嘲性称呼)的惋惜也包含了对社会制度的反思。只是,人们在分析、同情、并理解姜文华杀人行为背后的原因时,是否又对死者过于冷漠无情了?

姜文华,一个从小成绩优越、远渡重洋深造的年轻人,在海外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后,终于选择回到中国任教。

可是辛苦耕耘了三年之后,他竟然无法继续留在母校。据传,姜文华目前处于离异状态,工作、家庭两失,几近一无所有,这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

现实留给姜文华的退路很少,但他是否又给死者留了退路?当人们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有疑惑,也有一丝同情,但绝不是在为他的罪行开脱。

也许不久之后,姜文华就会被判刑,也许是死刑,也许不是,对于公众来说,法律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法律交待不了它背后的社会问题。

将姜文华处刑,能够避免日后有更多姜文华出现吗?在一次一次的怒火被点燃时,要以什么来浇灭它?

恶性事件一次次地重演,人们只急于定罪、急于判刑,而忘了去追问,这个人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何以在盛怒之下,将刺刀挥向对方,甚至挥向无辜的孩童?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天爷到底要我们学到什么?”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而,在惨剧发生后,去追问疑犯的动机和引发这一行为的社会因素时,多少会被义愤填膺之人指责这是在为疑犯辩护。

但是,允许为疑犯辩护,又是法律的一条准则。

法律上有“有效辩护”原则,它规定嫌疑人也拥有辩护权,有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即使是作恶者,即使没有任何律师愿意为其辩护,国家也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中,律师王赦曾为一名死刑犯辩护。死刑犯在地铁上实行无差别杀人,甚至死者中还有孩童,罪无可赦,可王赦仍选择为死刑犯辩护,即使刚走出法院就被人泼了一身粪。

当被告被执行死刑、自己这个律师却未收到消息时,他怒骂道:“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这样粗暴地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他杀了人,他是应该死,但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要跟着一起陪葬。”

是啊,一个人作恶,连带程序正义也为之陪葬,用实质正义来取代程序正义,最后的恶果,只能整个社会来承担。而那些以道德为前提,忽视程序的人,最终也不免成为作恶之人。

律师王赦在现实中也有原型,名叫黄致豪,是一位台湾地区的律师,他所辩护的死刑犯名叫郑捷,是个家境优渥的大学生。

2014年,郑捷在地铁中实行无差别杀人,在短短几分钟内造成4死24伤,其中包括儿童,因此引起众多台湾地区民众的愤怒。

在与郑捷不断的见面、交流,给他看受害者照片的过程中,黄律师逐渐感受到郑捷态度的细微转变,甚至郑捷还告诉他:

“如果早一点遇到你们的话,我可能不会做这些事。”

在TED的演讲中,黄律师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愿意为死刑犯辩护,就是他想要追问: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被教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去追问一个犯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怎样形成今天的人格,去“建构人格发展的历史”,这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社会该做的。

可是,在黄律师还未调查清楚一切时,郑捷却已被突然执行死刑。

这个世界上有关于“死刑”的争论。在死刑之下,刑罚可以轻易地夺取生命,一颗子弹或是一剂药品,法院也可能在民愤之下仓促宣判、仓促处决。

可是一旦这个人死了,我们也就无从追问了。

你不知道他在那一刻为什么挥起了刀子,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刻他盛怒难却,一定要冲上街头,让一群陌生人与自己共死。

你更不知道,下一个这样的人,会在什么时刻出现?而你身边的人,又会不会成为刀下亡魂?

若能有更多的追问,我们才能够追根溯源地去看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成熟,看到所有的偏执是怎么形成的,才有可能防止更多恶性事件发生。

而不是只看到那一刻,他挥起刀子。

我们所受的教育、学识都告诉我们,杀人不对,杀人无法解决问题,只是将你和那个人的生命、未来都终结了而已。

因此,社会不仅仅有责任追问,还有责任改变。

我们看到姜文华举刀刺向书记,看到他背后的非升即走制度,看到学术市场中的内卷压力,当我们看到了,就要试图去改变。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制作团队举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

“没有人是局外人。”

我们都身在局中。

因为人人都在局中,人人都可能成为姜文华,人人都有可能出现走投无路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要去追问背后的原因,更要去改善背后的制度。

问题为何出现?

问题出现了,为何选择杀人?

只有我们搞清楚每个案件背后的原因,制度也得到相应的改善,人们才会相信法律,相信有合法的途径可以实现正义,才不会有人一次次挥起刀子,让暴力的魔鬼狂妄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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