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献计中南海 习近平向外宣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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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的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左派学者张维为就中国的国际传播话题为政治局“讲课”,张维为曾著书主张中国要自信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央视截图)

近期中国内部政治有两个新闻需要联系解读,一是在5月4日,路透社援引几个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说,北京目前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其严峻性堪比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民主示威者之后的国际形势。二是在5月31日,中共一月一度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将“国际传播”作为主题,邀请左派学者张维为讲课,中共决策层形成“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共识。

外界的解读多聚焦于习近平“塑造中国可信可亲可敬的形象”的表述,认为是中国高层对“战狼式宣传”的纠偏。也有观点将2014年习近平说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联系,认为中方实际是一直在恪守理性宣传、外交政策,并未走向“战狼宣传、外交”,因此也就谈不上纠偏。

长期以来,中国国民一直渴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中国决策者多年来也时而提及传播工作的重要性。不过,要待到美国自2018年开始对中国发起全球舆论攻势,才令决策者愈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急迫性。世界大变局下,中共将注意力放到国际传播,仍然是强烈的问题导向,因为中国在对外传播上的短板,正随着其国力的提升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愈发凸显。

从苏联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有两个特质需要,一是重视宣传忽视传播,二是重视内宣忽视外宣。这两个特点直至今天仍然强烈的占据着中共官员的脑海,也是为什么中共会在党内设立“宣传部”这样一个特殊且地位极重部门的原因,甚至中宣部长进入到政治局常委序列,即使习近平时代中宣部长退出常委,但仍是25人构成的中共政治局一员。

“中共宣传”这四个字在西方语境中就有原罪。在西方社会的认知中,尽管诸如美国也是通过媒体、电影、书籍对外输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是包括了“传播”的外衣,传播二字就被一般大众感性地赋予了“中立”之感。西方社会一谈到“宣传”,而且看到中共政治结构中有一个“宣传部”,第一感觉就会和苏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甚至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联系(中国国民党、越共、朝鲜劳动党亦有宣传与意识形态管理机构)。因此一谈到中国的宣传,西方人第一印象就是负面的。

在中国网络上活跃的网红学者“兔主席”认为,中国国际传播之所以难以被西方理解,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主流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一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传统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的不同;二是当代中国吸收接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在当代西方已经式微,甚至实际上已经消亡,而中国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传承,又做了极大量的本地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内生发展,已经迭代发展成为一种西方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制度是两个不理解、两个陌生的叠加——对中国政治文明的不理解及对马克思政治不理解的叠加。

除了外部的刻板印象之外,中国国际传播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内部——来自于中共高层究竟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还是“讲中国好故事”?来自于北京能否允许“小骂大帮忙”者的存在?高度紧张的政治安全和追求润物细无声的国际传播规律之间有天然矛盾,中南海让中共各级党委主导国际传播的决策本身是否就是错误的?

2012年后,伴随着中国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内部民族主义的崛起,“安全意识”成为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在习时代“总体安全观”下,以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成为中共各级党委第一要务。“安全第一”、“宁左勿右”往往成为中共官员在执政时的第一选择。在国际传播领域,任何与中南海政策不一致的论调就容易被盖上“影响政治安全”的标签,即使是“小骂大帮忙”也难以被允许。

中共党委官员,宣传部门,媒体、学者、智库……当面临西方国家舆论攻击时,这些组织和个人通常会选择“不说、不做”或者附和中南海声音,因为不说、不做永远比“说、做”要安全,这种政治压力与选择,决定了中共党委难以依靠自身突破“国际传播困境”。“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工作”的指示不足以改变中国国际传播的困境,中国需要一批学者,以及大量能够翻墙出去的中国民众,与西方社会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并且也要允许这些学者说错话,更要允许西方对中国模式表达疑问,甚至还可以有所批评。完全的“政治挂帅”,不允许任何批评,不仅就失去了客观和中立性,在传播效果上会打折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传播前景黯淡,国家话语权建立在国家综合实力之上,从这个层面来说,习近平所希望的中国国际传播并非没有出头之日,关键是如何打破瓶颈?这也是习近平为何今天谈“国际传播”的内涵。

2021年6月5日,数以万计的匈牙利民众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复旦分校项目落地布达佩斯。(Getty )

中国国际传播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没有通讯社、驻外记者、经费不足、不被所知的问题,反而一直被国际社会盯的很紧,例如美欧大规模抵制中国孔子学院、例如英国吊销中国外语电视网广播执照,再如近期匈牙利抗议中国复旦大学分校落地布达佩斯的方案等等,这都是不被认可、接受甚至被误解、污化的问题。

因此,如何从被知道到被认可才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瓶颈。而具体到为什么今天谈这个话题,其实与中国今天在国际上的发展情形类似。

中国的国际传播不是一个领域内的孤立存在话题,而是与中国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当下中国处在一个望美国项背,且表现出要齐头并进的意愿,这必然招致打压遏制,而若有一天中国真的与美国平起平坐,势必仍要承受今天这样的国际舆论压力,直到有一天中国能够保持一定距离的优势,或许很多针对中国的国际话题便会迎刃而解。这是一个阶段发展的问题,而中国目前的困境正是如何在弯道阶段取得突破的话题,因此,中国传播面临的瓶颈也是中国发展瓶颈的衍生话题。问题是,今天习近平提出这个议题,无疑是从如何在国家发展困境中通过国际传播突破瓶颈问题上要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要中国能够以更具技巧性的方式,不是怒目圆睁也不是自吹自擂式与西方沟通,而是在国际舆论话题上,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议题上,当问题来了,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够接得住,甚至发挥破局的作用。毕竟,诸如在新疆问题上,中国官方前前后后如何召开多场发布会,如何解释、释疑仍然不能获得理解,反而愈吵愈烈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太多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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