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香港要走自己的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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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信任的关系是微妙的,这是了解香港困局必须要有的认识,香港更是剖析权力和信任关系的极佳案例。香港不是主权国家,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的公权力来源无法与主权国家的公权力相提并论。由于长时期受西方意识形态误导,缺乏对“一国”的深刻认识,香港人不习惯区分不同政治属性之间公权力结构的差异。大家认为政府的权力当然来自人民,错误将主权国家的权力认识套用到非国家身份的香港,以致有些人认为“独立”都可以探讨。香港政府拥有的权力虽然得到法律保证,但由于施政不济,市民对政府的信任跌到谷底,对权力的应有尊重自然亦不复存在,结果是一旦遇上足以点燃不信任的冲突,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

政制发展取决于中央信任

香港本质上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因为历史原因,中央政府通过《宪法》和《基本法》,为香港提供了多于其他中国城市享有的权力,这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背景。然而,这些权力并非香港固有的,它是中央政府主动授予,是根据中央政府享有的主权所延伸的“全面管治权”而来。这种权力授予建立在两种信任之上,一方面中央政府信任香港从政者在处理权力分配上的成熟度,接受授予机制可以是开放的;另一方面是让香港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拥有高度自治权。作为后一部分,国防及外交不包括在内;对于前者,中央和香港以往能够在协商的情况下共同优化授权机制。中央相信香港管治者有能力、具备足够政治忠诚度将香港治理好,只要信任依然存在,香港就可以持续享有这些权力,具体表现包括容许香港二十多年不完成国家安全立法,而且管治架构民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一旦信任大打折扣,中央会通过自己的方法调整权力的授予方式,就好像人大常委会为香港完成《港区国安法》立法以及直接推动选举制度改革。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减少香港在公共事务治理部分的授权。一些人不懂得区分两者,认为中央政府改变了“港人治港”,事实上它只是改变了权力的分配机制。

一旦信任大打折扣,北京会通过自己的方法调整权力的授予方式,就好像人大常委会为香港完成《港区国安法》立法以及直接推动选举制度改革。(香港01)

国安立法和选举改制后,香港人要重新认识到香港政制的发展取决于“一国两制”框架内央港之间授权和被授权的信任关系。香港人长时期沉迷于自己是否信任中央的讨论,没有想过原来还有中央是否信任香港的问题,更没有想过如果信任消失,“港人治港”所依赖的权力授予机制也可以彻底改变。部分香港人傲慢到连这么简易的道理都不懂,无怪乎有人幻想“港独”和鼓励外国制裁中国是可以拿来耍弄的政治把戏。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之间的权力授予是建基于信任,几无博弈可言,不同于欧美制度中政党通过博弈决定权力所属,香港的命运就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和信任的关系之上,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作用。权力不是想当然,信任就更不是,它们都是实在的,当年英国乘着马岛战役的余威希望中国继续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得到的只是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从人民大会堂的楼梯“摔”下来,难道今天香港会有人认为自己的谈判筹码比她更多?

一部分人以为香港具备某种独特优势,中央投鼠忌器,在应对香港议题时会有所忌惮。这种想像是根据什么不得而知,但它解释了抗争派是如何对中央的政治底线视而不见,大摇大摆邀请外国势力参与到博弈中。这当然说明了他们的无知,也反映出他们的冲动莽撞和不负责任。传统上,泛民政党就算与中央政府有不同政见、关系一般,但从没有踩过红线,亦不会失去信任。近年香港“抗争”的性质随着“港独”和勇武派冒起而发生了根本变化,泛民政党对此避而不谈,甚至在发生暴力冲突之后依然不割席,间中还会合作,如参与打着瘫痪香港政府运作旗号的立法会初选,这就触碰到红线,中央不可能坐视不理。《港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算是当头棒喝,让香港社会认识到什么是“全面管治权”,什么是“一国两制”应有的政治伦理,以及信任如何作为这一切的润滑剂,更重要的就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和治理中,暴力、任性、傲慢、分离主义没有任何空间。

治理能力比忠诚更重要

信任不会只是依靠政治忠诚,它更是对能力的评价,近年发生的社会骚乱让人怀疑治港者是否具备治理能力。香港议会乱作一团,泛民与建制的议员,无论来自功能组别还是地区直选,他们的表现符合市民的期望吗?如果香港市民都看不见成效,根据绩效评价的中央政府又如何找到他们称职的证据?

不少人以“废物”来形容香港的建制从政者。建制派在香港拥有制度优势,掌握了议会中大多数议席,政府官员更是实际掌握行政主导权,但他们为什么无法保障繁荣稳定,被抗争运动牵着鼻子走?原因在于他们空有绝对控制权,却毫无章法,更无阵法,如此无能的政治力量就算极度忠诚,又如何承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做好中共自己分内的工作,这是中国抵御外部挑战的关键手段,但香港的情况说明,承担治理责任的建制势力不具备能力完成份内工作,既然如此,中央政府还能放心将权力委托予他们吗?

香港政制发展至少有两个客观条件,其一是必须符合“一国”的前提,或者说是在中国的国家制度之内发展,而不是独立于国家或它的制度之外的政治安排;另一个客观条件就是政治信任,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建制所具备的忠诚度和治理能力的信任。经过二十多年实践,由于发生各种破坏“一国两制”的情况,中央已经失去对原先政治安排的信任,若想继续推动制度在原有轨迹上的发展,就需要重新建立信任。

这就是香港在中国国家体制中需要提升认识的地方。它就像一名经理想升职,希望公司能赋予更多权责,必须首先获取上司信任,既包括能力的信任,还包括对公司忠诚的信任。如果香港人曾错误认为这种关系不存在,现在是时候重新认识它。过往一段时间香港人以为中央的斗争对象是抗争派,那一定是误会。中央要解决的不只是动乱,让动乱得以发生的所有元素,包括为动乱提供环境和土壤的当权者,纵容动乱发生、无力应对的建制和泛民政治力量,甚至抗拒社会改革的商界精英,都要为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港人治港”是中央委托香港的精英们治理香港,但结果不尽人意,委托方失去信任,决定重组委托安排,这既合情合理,亦符合“合同”精神。

2021年5月27日,香港立法会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后,建制派议员见记者。(AP)

香港今天需要的是解放思想

香港本来就是西方文化东渐的中转站,社会阶级结构让这种文化找到土壤,文化喜好酿造了意识形态的认同,经济利益巩固了它。只要发生经济不公,意识形态冲突自然会突显,甚至激化为阶级矛盾,回过头来在政治层面继续恶化。当政府施政触碰到这个层次的政治,又被政客利用来将各种矛盾无尽放大,后果就不堪设想。2019年发生的政治骚乱,就是“港独”和勇武抗争派找到了契机,联合机会主义者发起的政治冲击。他们也许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一部分和理非群体被掳劫,社会撕裂为黄蓝阵营,代价是模糊了早就存在的治理赤字,使社会在应该聚焦治理的时候却失了焦,本已极低的政治信任持续弱化,经济民生的深层次矛盾愈来愈积重难返。

修补撕裂不难,但撕裂如果是因为失去信任,修补就变得不容易,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目前香港和美国社会发生的撕裂情况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不同阵营的人已经失去对对方的信任。就好像传统泛民认为最近的选举机制改革是民主倒退,这反映他们无法走出原来的政治论述,看不懂信任与权力的关系。他们更应该反思反修例骚乱是否民主倒退,甚至是香港政治的倒退。如果暴力骚乱是被逼的,难道中央的严厉回击不也是被逼的?中央制止了一些人的不实际幻想,为持续改革建立了政治基础,将这种制止视作民主倒退只是无力的呓语。评价政治事件应该根据其社会成效,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取向,甚至偏见地认为某种政治不合理。最低限度上香港的政治秩序已经趋稳,大家可以再一次聚焦在治理的提升以及应对存在已久却无法真正解决的深层次社会矛盾。

政治是要通过治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这是它的原初意思。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优良的政治秩序往往包含众多价值和制度的平衡,民主只是其中之一,选举则是民主形式之一。长期以来,香港政治的话语早已经严重窄化和扭曲,本应包含众多价值和制度平衡的政治被锚定在狭隘单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自由上,甚至简单锁定在直选议席上,而不是治理,更不是人民的福祉。香港深陷意识形态争辩的泥潭已久,焦点早就被转移,根本是文不对题,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是残缺的和狭隘的,与治理失去联系。香港今天需要的是解放思想,是革新对传统选举民主的意识形态认知,回归政治的初衷。

“港人治港”是“一国两制”的延伸,既然“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的共同责任,“港人治港”就不会纯粹是香港人的任务,中国中央政府同样有责任让其成功。(香港01)

积极重塑香港特色民主

如果用积极态度审视选举改革方案,中央政府对“港人治港”的信任并没有改变。这次改革只是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混乱,就授权和权力分配方式实行了调整,采取了一些防御性步骤,确保制度设计的考虑得到尊重,避免治港者再次犯一些低级错误。对于香港社会的传统认知,《基本法》提出的普选方向没有改变,更没有削弱“一国两制”之下高度自治的标准,总体上是要对消极和区隔的“一国两制”拨乱反正,发展积极和融合的“一国两制”,并且将“一国两制”的政治意义重置于治理上,而不是放在权力博弈上,更不是放在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上。

“港人治港”是“一国两制”的延伸,既然“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的共同责任,“港人治港”就不会纯粹是香港人的任务,中央政府同样有责任让其成功。既然香港暂时无法解决问题,中央政府当然应该审时度势,直接为香港发号施令,让香港社会聚焦在改革和发展上。对中央政府而言,首先是要确保治港者的政治忠诚,避免无谓的政治冲突和内耗持续发生,然后在爱国的治港群体中寻找具备合适能力的治港者,在挑选过程中追求更大确定性,阻止投机者和无能者在选举中轻易胜出,以此巩固自己对治港者的信任。

作为一个次级政府,香港的责任团队必须在政治忠诚和管治能力上得到上级政权信任,如果信任不完整,上级政权又如何可能对权力采取开放态度,而不是实施风险管理?很多人归根究柢不习惯香港拥有的权力源自中央,更不愿意接受骚乱已经伤害到授权所依赖的信任,如果无法重构信任,香港政制发展的空间不存在,多数港人期待的民主深化将遥遥无期。

香港人应该追问,香港的民主治理以及“港人治港”是否一定要模仿英美的博弈政治?近些年英美民主制度接连暴露深层问题,日益被民粹和资本裹胁,政治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竞技场和名利场,不仅不再聚焦于治理,反而如温水煮青蛙,难以让人民生活变得更美好,连防控疫情都如此不堪。对于香港来说,与其对早已危机四伏、问题丛生的英美民主亦步亦趋,不如勇敢走出迷思,进行民主实践的创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聚焦治理的贤能民主体制,就好像资本主义不需要坚持英美模式,还有不少其他选择,甚至可以自己创建一套适合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

香港需要的是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生活幸福,社会达到公平正义,既然原来的资本主义做不到,就要改革它。当香港原来的政治制度无法维护“一国两制”原则,不能解决困扰已久的深层次矛盾,不能实现公平正义,就应该寻找更适合的制度。在过程中,香港社会可能与中央的观点不一样,这就需要香港人说服中央,前提是提升中央对香港的信任,而不是任意否定中央的忧虑和关切。一些自由主义者告诉我这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香港,或许他们应该习惯一下失望,甚至习惯一下民主的镁光灯不再照耀着他们,他们想像的民主乌托邦从来就不存在,民主只有不断祛魅,锚定治理,才能真正解决人民的问题,才有生命力,才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人要走的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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