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十大争议人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 改开先驱遭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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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百年党史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些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有些是中共建政后的领导人,有些是改革开放后的领导人,有些同时还是中共接班人,但他们均因路线斗争、党内分歧等原因而失势下台,有些人还死于非命。可以说,他们的个人命运与中共百年党史息息相关,也是中共百年党史的一个缩影。

今(2021)年适逢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共在2月20日高调举行“华国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两位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韩正都出席了这场座谈会,王沪宁还发表了讲话,引起外界猜测和议论。两天后,华国锋的故乡山西省官方也首度举行纪念华国锋活动,山西省官员呼应了王沪宁先前的讲话重点,强调要学习华国锋“党性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中共在2月20日高调举行“华国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CCTV视频截图)

华国锋是中共建国历史上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集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人,也是毛泽东逝世前钦定的接班人,但是他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时间仅有四年多。华国锋最为人所知的功绩是带头“粉碎四人帮”,最为人诟病的则是“两个凡是”的路线,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巨大身影之下,他始终是以一个较不起眼的过渡人物被记忆。

华国锋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原名苏铸,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他早年参加了抗日战争,并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当选中共湖南湘阴县、湘潭县委书记,后升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受到冲击并被批斗,但之后快速晋升,先后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直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钦点的接班人。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成为悬缺,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应是不二人选,但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几乎排除了邓小平的机会,江青一伙人则寄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不过,毛泽东几经权衡后,选择了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的职位。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其实毛泽东没明说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华国锋是老干部和“文革新贵”等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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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病重的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加难以放心,他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至此正式成为毛的接班人。4月30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Robert Muldoon)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据在场的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转述,当时毛泽东因说话不清楚,用笔在纸上写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等话,作为回复华国锋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这些话被讹传为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也在无形中赋予了华国锋身为毛的接班人的执政合法性。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断然逮捕“四人帮”,结束了毛泽东发动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成为中共颂扬华国锋的最大功绩。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逮捕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结束“文化大革命”,华国锋的权力也达到顶峰。(视觉中国)

不过,华国锋接掌中共最高领导人后,所遵循的路线实际上并未走出毛泽东的文革阴影。华国锋的路线被总结为“两个凡是”,也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该语句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该社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提议写的,并得到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

然而,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遭到刚复出的邓小平的强烈反对,197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审定的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凖》一出,更引起“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同年12月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华国锋也在党内斗争中落了下风,随后就渐渐退出领导中心。1980年9月,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担任;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分别被胡耀邦和邓小平接任。之后,邓小平时代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及其光环,几乎完全掩盖了华国锋的身影。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跟华国锋会面。(Getty)

事实上,华国锋除了“粉碎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以外,他也在执政期间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1977年,华国锋重启文革中由邓小平制定的“十年经济规划”(1976-1985),大规模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现代技术,以出口煤炭和石油创汇支付费用。他也高度重视培养科技人才的工作,并全面恢复了文革前的高考制度,同时派遣代表团前往各国考察,学习经济发展经验。他的一些经济举措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业生产。尽管华国锋的十年经济规划雄心勃勃,目标是到1985年要建成120个左右的大型工业项目,但随后就因在财政上不可行而中止。但这样的先行尝试,也为中国日后的改革开放奠下了基础。

华国锋2008年去世后,中共官方公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虽未提及华国锋执政和改革开放的直接关联,但赞扬“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并肯定华国锋“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2006年6月9日,“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左)在北京看望华国锋,两人手拉手交谈。 (中国科学院)

王沪宁日前在“华国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延续了上述基调,但似乎更加强调要学习华国锋“党性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以及他“光明磊落、清廉自律”的高尚品质,这或许也彰显了华国锋的政治品格和性格特质今日对于中共“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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