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旅日学者 | 意识形态裹挟现实利益 认识中共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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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中,创造了无数令世人感叹的奇迹。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在过去百年中也深度参与并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那么站在岛国日本遥望中国,又该如何评价中共的百年。日前,多维新闻特约记者刘海鸣在东京专访了长年旅居日本的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赵宏伟在1986年就前往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修士课程、博士课程、1993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后旅居日本研究中国相关问题,其多篇著作受到国际舆论关注。以下为访谈实录。

多维:今年是中共百年,世界舆论都在试图回答一个基本命题: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旅日中国问题专家,你这么回答这个问题?

点击链接关注专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与教训的双重变奏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正式建交。图为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视觉中国)

赵宏伟:理解认识中共必须要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观察,这个历史背景的范围要远远超过中共建党时期,归纳起来应该说是人类进入到所谓日语称作的“国民国家时代”后的历史。国民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国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体,国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国家有权要求他的国民为他而献出生命,而国民也有权要求他的国家为他自身争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中国应该说是最早建立国民国家的文明,其历史上可追溯到秦王朝。

但中国近代以来,国民国家衰落,清朝晚期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和他的国家之间并非利益共同体,而是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对民众的利益十分藐视,而国民也不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如孙中山对当时中国的经典评价——一盘散沙。而先进的中国人看到西方在建设国民国家的成功,进而希望仿效西方建立一种有别于过去上千年王朝形式的新的国民国家形式,也就是政党时代的国民国家,实现救亡图存。

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包括洋务派、维新保皇派、革命派等政治力量进行的国家变革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中共的诞生其实是在国民国家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社会变革,重建新形式的国民国家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中共的诞生可谓完全迎合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

多维:那么,在你看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和核心是什么?为什么对外界来说,认识中共和中国这么难?

赵宏伟:刚才我讲到“国民国家”这个概念,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和核心正应该从这里出发。国民国家强调一整套完整的社会规则,特别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政党模式的国民国家,而中国共产党特别符合这种要求,他对纪律性的强调,他对社会规则的强调,他对意识形态的强调都表明,中共是非常适合建立国民国家的政党。

当然,从历史的结果来看,中共也确实肩负起了中国重建国民国家的历史使命,将中国从被列强瓜分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其实可以注意到,本来由欧洲传来的马列主义以及后来苏俄的十月革命传来的共产党的理念,其根本政治理想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中共的情况是他选择了更加充满现实主义做法,这一点从中共最新的政治表述上就可以看出——中共当前最高的政治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中共弱化了阶级色彩,代表了所处时代下的全体民众的利益。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共的成功在于其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特别是苏共式共产党模式的束缚,成为更加广义上的共产党,反而使得苏共模式的共产党成为概念上相对狭隘的模式。而这已经成为中共区别与其他共产党的关键,也是中共能够在百年间保持生命力的关键。这也是中共对于人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

多维:对于中共和中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在你看来,日本当前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中共和中国的认识存在哪些突出的误区?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看,为何会形成这样的误区?

赵宏伟:其实,日本官方和民间最重要的误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个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产生的误区,认定中共为典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共类似,将与所谓自由世界充满对抗。二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日本对中共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的误判。前者是日本对双方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根本不同的认识,由此产生的不安和不信。后者则是近代日本崛起以后,希望保持在地区的国家地位,故而对抗中国崛起可能对地区整体局面的改变。

而形成这种误区,依然可以从“国民国家”的大时代背景进行考虑。可以想象,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高于国民国家的利益而存在,即便是联合国也不可能凌驾于国民国家。而日本对中共的看法终究要从日本的国民国家利益出发,而今天,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在很多领域对日本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与日本产生了激烈的竞争,这就激发了日本自身来自国民国家的危机感,因此,日本对于中共的威胁意识也就源于此。

当然,影响日本对于中共的认识与理解的因素还有很多,特别近代以来多次与中国发生的战争过程中与中共发生的接触,让日本对中共产生了极其矛盾又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共建政后又被放大了,双方很多的冲突正是源于日本的这种“心病”。

多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界习惯用“政冷经热”、“官冷民热”来形容和概括中日关系。放在百年的历史背景下,中日之间,官方与民间是如何互相影响和作用的?结合日本的经历,你怎么看中国当前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

赵宏伟:目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转变成为了“政冷民冷”,当然日本企业依然在华展开经济活动,然而中国政府对于合作对象的选择越来越变得具有倾向性,当同等技术和产业的企业决定与中国进行合作,比起日本企业,中国方面更愿意选择欧美企业进行合作。

其实这早已对双方的合作和互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目前,日本国内高企的厌华情绪更使得日本在面对中国时无法保持平常心,日本政府亦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中日之间正在全领域渐行渐远。菅义伟政府推行的脱钩政策也是这一趋势的一个具体表现。

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日本其实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在现在的网络时代下,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变成了“媒体民族主义”。因为在自媒体时代下,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当人人都有发言权,都可以公开表达看法,在国民国家系统之下“媒体民族主义”便应运而生了。“自媒体”的力量使得民族主义的能量和传播力都得到了无限放大。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政府在管控言论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弱的,近乎为零,这就是使得结合了媒体的民族主义比过去更加容易绑架政府的决策。而中国的“媒体民族主义”近年来有扩大之势,比如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中国民族主义一度出现了失控的现象。但中国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国官方有着强大的言论管控能力,对于有着14亿国民的大国来说,中国必须确保国内的民族主义不至于失控,否则,14亿人迸发出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能量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危险的。而这一点,中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我们经常听外界批评中共管制压制言论,但是如果从国民国家最高利益出发,像中国这样全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在其国民间形成一个总体的共识,而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很难的。中共的强势存在正成为了中国保持稳定的一个保障。举例来说,在中日关系上,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倒行逆施的部分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他在国内依然控制了言论,使得压制和疏导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激进情绪,遏制了极端仇日情绪的蔓延,让中国在实施其对日战略上能够放开手脚,不为民意中的极端认识所绑架。

多维:据你所知,日本社会当前对于中国和中共的观感如何?中日建交以来,日本社会对于中共和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的变化?各个阶段变化的内外因是什么?

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3日,中国第四次国家公祭日在南京举行。当日下午,一场名为中日民间交流的活动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举行,多维记者实地拍现场画面。(多维记者/摄)

赵宏伟:在中日的外交关系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因素或者说固有名词——中日友好。这一点在中国与其他外国国家交往中,并没有刻意去强调,甚至是不存在的政治概念。中日友好在中日政治关系中已经达到了“碰不得”的神圣地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伊始,中日两国建立了很多“友好协会”,在中国是由官方主导各地建立的中日友好协会,在日本不管官方还是民间,自发建立了非常多的日中友好协会,数量最多时,几乎日本每个最基础行政单位“市、町、村”(相当于中国的市、乡镇、村)都有各自的日中友好协会。

在两国邦交正常化初期,中日友好在日本几乎上升到“国民运动”级别,这是日本最高水平的社会运动,现在能够成为国民运动的恐怕只有日本索要日俄争议的“北方领土”问题的活动了。所以中日友好这一国民运动在中日建交的初期是非常兴盛的。中日友好水平在1992年平成天皇访华中达到了最高潮。但总体来说,中日关系从两国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结束为止都是非常高的水平。

彼时,日本方面与中共高层沟通的管道非常多,使得双方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沟通协商,当时的日本官员中对于中共理解的非常深刻,这不是今天的几个日本政客能够凭借着其对中国耍弄一番嘴皮所能达到的水平。而这也确保了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之初保持了稳定向好的局面。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小泉纯一郎内阁的上台,改变了中日友好的氛围,其背景则是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全方位崛起,日本感受到了作为地区一号大国的地位受到了冲击。由此,日本便开始主动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和摩擦——从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到今天涉港、涉疆、人权等问题无不是日本方面主动挑起,而中国一直处于防御反击的一方。可以说,日本对于中共和中国的感观以及认识是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损得密切相关的。

多维:日本,以及很多西方国家,提及中共都会联想到威权,拜登上台后也反复表示,中美之间是专制与民主的较量。你怎么理解中国式民主?随着威权中国的不断崛起,对于“民主”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赵宏伟:西方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理解是非常片面和具有很强的限制性思维模式的。中共自建政的第一天就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广大人民对敌对势力的威权,而人民之间是施行民主的。因此,与中国式民主配套的中国政治也与西方的攻讦政治不同,中国是协商政治,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通过协商达到政治一致是中国对民主形式的一大创新。

西方的傲慢使其无法接受民主的其它形式,反而认为民主的形式具有唯一性——即普世价值。但这反而显现出西方对民主理解上的狭隘。

中国所谓的威权,是西方认知中的威权,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西方对中国的一种不理解和抹黑。当然,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式民主依然处在摸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其理论和实践依然需要更多的完善,但中国的崛起证明中国式民主体系适应了当前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对于人类的民主发展进程来讲,中国在中共治下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这也是百年中共对于全人类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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