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西方|“反中亲西”写入DNA? 不过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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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第十三届中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无论是《港区国安法》的重压,还是此次大力度改革选举制度,都基于两个层面:其一,中央担忧香港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政治筹码—近年来,本港反对派多次邀外国,尤其是美国出手制裁香港;其二,香港人心未回归,是中央一直以来的“心病”。

香港对西方崇拜式的认同从何而来?这究竟是对“外国月亮”的仰望,还是镜花水月的一厢情愿?正在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的青年学者黄裕舜、向来关注港事国事的公共行政学者张炳良,以及正在美国执教的陆恭蕙,就此与多维新闻进行对话。本篇为“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报道第二篇(共四篇)。

系列报道第一篇:香港看世界|当主角光环不再 香港怎样正视全球新秩序

系列报道第三篇:香港看国家|从抗拒到接纳 港人如何摆脱“恐中”心魔

系列报道第四篇:香港看自身|有限角色无限潜力 治港者需讲好“三套论述”

多年来,无论是中央对香港的看法,还是港人自己的定位,都是“亲西方”。不可否认,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香港人自然受不少西方价值文化的薰陶。但相对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下内地乃至亚洲兴起的“崇拜西方”的氛围,香港对西方的情感并不只是推崇,而是全方位认同,甚至将自身也定位为西方世界一员。

不少港人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长大,很自然会亲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Reuters)

“西方香港”基于英国殖民

作为“50后”,张炳良这代人经历英殖时期,参与学生运动,接受西方文化薰陶,对西方的价值文化既有认同,也有保留。

他指出,香港有一百多年是以英国殖民地的身份存在,而英国又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必然和西方友好,表现为在贸易、文教等领域的发展较严重地倾向于欧美国家。也正是在英国的影响下,香港人在心理上很自然地会“亲西方”,无论是旅游、教育、信息来源,还是对时尚的关注,基本上都是由西方驱动的。而国际看香港,自然也是“西方世界的香港”。与此同时,内地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不太平的事件,经济严重滞后于香港,香港因而尽量避免与内地“走得太近”。

张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从来就没有经验,无论是政党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较复杂的全球性政治上应如何定位。回归前,英国代表了香港;回归后,不再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很难继续使用“香港是西方世界一部份”的概念。但从中央的角度看,香港只能是“中国香港”,而非“西方香港”——当然,香港仍可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但当中有了许多“中国香港”的定位变化,这令许多港人难以接受。

然而,“受西方驱动”的趋势并不只是发生在香港,全球潮流亦由西方引领。张炳良解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世界都是按照西方定义、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运行的,如全球的金融制度。即使今天的中国已如此强大,但仍未有主导能力,因为这些秩序是过去一两百年间逐渐构成的。你看,连大家讲的‘现代化’、‘全球化’等,也都是西方定义的。”

他分析指,即使近年来,亚洲地区在全球化趋势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也增加了更多话语权,但在外交及地缘政治层面仍有“亲西方”表现。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甚至制定了许多国际秩序,所以亚洲部份国家会更直接地“亲美”。但从这个角度看,“亲西方”或“亲美”不再只是简单的“崇洋”,而是紧密的利益联系。

张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从来就没有经验,无论是政党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较复杂的全球性政治上应如何定位。(HK01)

当“反中亲西”成为“DNA”

作为早期的民主派,张炳良表示,美国在全球致力推动自由民主,保卫人权。从七十年代起,美国开始将这些概念作为外交策略。1989年东欧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认为要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

对于在香港积极推动选举民主的泛民主派而言,欧美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价值与自己的理念非常接近。当中部分人士欣赏美国在价值观上的推动,较“亲近”美国,也有一部份人由于参与当时的学生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及思想理论上较倾向“反美”。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发动“六七暴动”。张炳良忆述:“因为我们同情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保留。当时我们称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美帝’,帝国主义嘛!在国际上,这种意识形态是比较左翼的⋯⋯我们成长于这一代,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活跃份子,所以对美国有所批判——但这并非简单的‘反美’,而是不盲目地、辩证地看待美国。”

面对1997年的回归时,出现了“民主回归派”,他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应落实全面民主政制。汇点是首个主张民主回归的政治团体,认为“1997不是香港的终结”。作为汇点前主席,张炳良表示:“当时我们认为,‘九七’不应被视为香港的‘大限’,而是一个契机、一个新的机会。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之后,香港应成为非常开放、活跃的地方。然而,这样想的人只是极少数,反共情结在当时几乎成为港人的‘DNA’——北京也非常清楚,所以才作出了‘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

当亲西方、反中国(部份人称反中共)成为“DNA”,难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并盲目地相信这种判断。

2020年美国大选之际,英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YouGov调查亚太八地和欧洲七国,发现有36%受访香港人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者叶健民当时于《明报》撰写《不谈普世价值,怎会有国际关怀?》一文指出,本港有很多抗争派支持特朗普,是希望特朗普延续反华政策,因社运挫败,只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支持。而在这个世界上,有特朗普围堵中国,所以期待中国自新冷战压力下调整对港政策,甚至陷入崩溃。这也就是“反华者是反中者的朋友”的逻辑。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发动“六七暴动”。张炳良忆述:“因为我们同情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保留。”(HK01)

把普选当作“安全钥匙”

亚洲地区对西方的崇拜一直都在,内地也不例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便经常被用来讽刺内地过度崇洋媚外的现象。黄裕舜则表示,在香港,对西方主导的文化及价值的追求,不只停留于“外国的月亮更圆”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到了“外国的月亮是唯一月亮”的程度。

他指出:“我担心这个现状。部份港人对国家的仇恨往往来自非常主观的不信任,由于过去发生的种种,对国家产生非理智的恐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他可以制裁中国?现在的民心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了⋯⋯”

而在内地的爱国狂潮中,“小粉红”则被视为无脑群体,不仅在内地舆论中掀起热议与反思,也屡次成为港人讽刺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国频遭民粹骑劫时,却鲜有港人批评。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后,其支持者持械闯入国会山庄,企图阻止国会议员认证美国大选结果,导致五人死亡。难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抑或假装看不见?

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后,其支持者持械闯入国会山庄,企图阻止国会议员认证美国大选结果,导致五人死亡。难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AP)

黄裕舜指,这并非“是否看得见”的问题,而是大家是否将其看得那么重要:“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态度和立场经常会很右翼,在社会、经济层面很保守,会为民粹叫好。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网络讨论区中,全都是为特朗普叫好的声音—打败精英!”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们将对香港本地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憎恨投射在美国身上。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在他们的眼中,是与精英主义的对抗。

谈起港人对普选的执念,黄裕舜指出,普选之于港人而言,是一把“安全钥匙”,但若中央对香港完全不信任,有普选又能如何?况且,现实是如今香港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零。而这样近乎固执的追求并不能只怪罪政客、泛民及媒体。“许多港人愿意死心塌地相信普选是‘万能药’。因为一旦不再相信,取代这个论述的,将会是更加可怕的思维——除普选外,港人看不到其他美好的未来——从失望到绝望, 从绝望到愤怒,从愤怒到毁灭性思维。”他对此表示担忧。

他进一步解释自己的忧虑:“是否是2019年的社会运动破坏了香港?其实香港的信心不是被一场社运破坏的,而正是它背后所象征的——回归后第一次大规模警民冲突的这个疤痕很难抹去,这也是港人第一次将恐共情绪变成自己的政治论述,甚至期待政权倒台⋯⋯这令我担心,这些荒谬、不切实际的想法,正是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但这些排中、反中情绪,则是普选也无法解决的。”

有着海外求学经历的黄裕舜曾撰文称:“因为钟爱自己国家而忽略别国的好,是一种傲慢,也是一种不幸。因为对自己国家的不满,而对别国的低劣行为视而不见,是一种无知,也是一种无能。”他表示,在国外经历的歧视很多,而这些针对种族的歧视,不会因为“I am from Hong Kong”(我来自香港)而减少。“无论你作出多大努力改变自己以迎合、融入他们,都无法免于不公对待,这就是种族歧视的悲剧。尽管我的英文发音已经练习得很标准,但还是会因为我的亚洲面孔而遭遇歧视。”他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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