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国家|从抗拒到接纳 港人如何摆脱“恐中”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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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开始“平视世界”,而“美国治世”即将被打破,香港也需要在全球大变局中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尤其是反思曾经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若说港人对西方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对内地则是不假思索的抗拒。在内地经济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香港时,港人对内地的态度多为“看不起”。然而,随着两地矛盾日益激化,许多港人不再只是“俯视”内地,更对国家产生了“非理智的恐惧”。这从此次香港疫情中的“恐中”情绪可见一斑,但凡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措施、仪器或人员都在香港社会掀起“腥风血雨”。

港人对内地抗拒、恐惧的情绪究竟从何而来?正在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的青年学者黄裕舜、向来关注港事国事的公共行政学者张炳良,以及正在美国执教的陆恭蕙,就此与多维新闻进行对话。本篇为“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报道第三篇(共四篇)。

系列报道第一篇:香港看世界|当主角光环不再 香港怎样正视全球新秩序

系列报道第二篇:香港看西方|“反中亲西”写入DNA? 不过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想

系列报道第四篇:香港看自身|有限角色无限潜力 治港者需讲好“三套论述”

“双标”态度源于“信仰”

近年,香港与内地的年轻人似乎愈发水火不容。在香港,内地的狂热爱国人士被揶揄为无脑的“五毛”、“小粉红”;在内地,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排拒内地的港青则被诟病为“废青”、“叛臣贼子”。不止如此,双方对中美的看法亦南辕北辙。黄裕舜将这些容不得对方声音的年轻人分为三类群体,进行比较。

第一类群体是两地的“海归派”人士。黄裕舜发现,质疑“民主有什么好”、发表最强硬、最鲜明观点的,往往是在国外受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内地“海归”。他没有将这些人归结为“被洗脑”,而是认为他们经历了国家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海外经历亦将他们的“爱国”变成本能,令他们感到自身经历与国家历史发展交织。而这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海归派港人所没有的,他们有的只是对西方虚无缥缈的、 或对自由主义近乎疯狂的追求。

第二类群体则是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他认为,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或许对西方价值怀有浪漫憧憬,但多数会持观望态度。而受本土教育的港人,在煽动性言论或煽动性政治家的挑拨下往往会被推到对立面上,他们对中央非常不信任,在此基础上衍生排华情绪,也就是民心未回归的“后遗症”。

黄裕舜认为,香港“恐中”情绪弥漫,一部份源于文革时期有部份人逃难来港的历史原因,其后代对内地会产生天然的、根本的不信任;另一部份则因为近年的社会运动。(HK01)

黄裕舜将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列为第三类群体:“本来,这些香港青年已渐渐觉得内地的生活也不错,放假会去深圳喝喜茶、打边炉,看的综艺节目可能是《中国好声音》。两地文化本已慢慢融合,但由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不少人与内地的心理距离愈来愈远。反之,在内地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眼中,是国家给了他们一切。”

由此可见,作为两地社会发展主要力量的年轻群体,无论有何学历和经历,对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有不同理由的“盲目”,且不想聆听对面的声音。曾任香港环境局副局长的民权党(现已解散)创办人兼前主席陆恭蕙认为,应放下固执的预判,了解后再谈看法。“我任政府官员时,曾见过许多内地官员。常说中国不愿承认自己的问题,但反而是这些官员谈中国的问题谈得最多。他们经常会分享这些问题及解决方案,所以我并不觉得中国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他们只是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香港与内地年轻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与不同程度的盲目,正是抗拒与恐惧情绪的来源。当“我们不要内地那一套”成为了抗拒的话语标志,就要理性分析,拷问自己“为什么”。

很多香港人只是单纯的抗拒“内地那一套”,但并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抗拒。(视觉中国)

无谓的恐惧最可怕

在陆恭蕙看来,恐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谓对错,但求多一步思考。“你可能会说:‘我真的不喜欢内地。’那么你问问自己:为什么?若不接受北京的主权,但现实就是如此。况且,在北京看来,你可以内心不接受,但不要来烦我。”她笑言,但马上严肃起来,“你也可以说不喜欢中国的一些政策,那就拿出来讨论。我们没办法帮每个人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都需要问自己。”

她进一步解释,港人认为内地的价值观中没有他们所追求的人权,故惧怕自由受损,希望用普选保护自己——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定会在北京面前保护香港。但在北京眼中,普选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如内地政府并非普选产生,但仍能帮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能“交到功课”,这便是“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在她看来,两套看法并无对错高下,但香港人追求民主已变成绝对“追求”。“我们没得到普选,就会一直觉得北京始终欠我。民主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成为了一个目的,得不到誓不罢休。”

黄裕舜认为,除了本身已有的抗拒,还有一些被政客制造的恐惧。他举例,如此次抗疫过程中,反对检测、国产疫苗等事件频发,当中一定包含多年来人们对国家的误解与偏见,而一些政客刻意制造并放大这种心理,将其煽风点火为“惧怕心理”。他指出:“过去一年中,许多政客都在拼命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无论泛民还是建制,香港所有政客都要出来刷存在感、曝光率,从而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然而,对于市民来说,政治恐惧便由此而来。”

在北京眼中,普选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如内地政府并非普选产生,但仍能帮人民提高生活质素。(新华社)

不必作出绝对判断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提及中美关系,他认为,在过去近四十年的中美关系中,有着“无意识的融合”——中国向美国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美国则卖高科技产品给中国,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并不在意中国是专制还是自由,世界的稳定发展也得益于两国友好关系。但后来,中国的高科技得到了发展,并试图将华为等产品卖给美国时,美方便警惕起来,而此时,价值观的差异便会突显出来。也就是说,中美现阶段正经历着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战场”则是整个世界。

黄裕舜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价值观,都只是价值观而已,而价值观本质上并无对错之分,人类应该遵守的一些界线或道德规范是存在于多元文化之外的。不论以君主、贤能、威权还是功利主义等来管治国家,都只是管治的形式。身处哪一种管治之中并非问题所在,有无思考、反思,辩证看待不同价值观的能力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将两套逻辑、价值观割裂的不是它们本身,而是人。在中美关系中,尽管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期待的结果却殊途同归—令人民不受战火之苦,在互利互惠下共同发展,所以尽管陷入僵局,双方仍会不断寻找合作机会。既然如此,香港何必故步自封,为自己贴上标签并自困其中?

作为早期的民主派,陆恭蕙直言,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吃的就是西方民主自由这一套,并相信这是最理想的。“政府最好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这套理论对我们而言已入心入肺。因为早在我父亲的时代,大人们就将美国视为理想之地。”但如今,美国的内政弊端和社会问题逐渐暴露,是否就应转变自己的信念?

陆恭蕙对国安法的看法是,“我们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应是‘言论自由’这么简单。”(HK01)

然而,她从不用“绝对”的对错、善恶去看待世界,她举例道:“彭定康做的事都是绝对正确的吗?美国去打中东也是对的吗?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是错的吗?中国要与世界平等对话是错吗?⋯⋯我的意思是,这些是复杂的问题。在政治中,绝对的事情是极少的。香港人不必马上作出最后判断,判定哪个好、哪个坏,因为这不能帮助我们。”

正如陆恭蕙所言,绝对的判断之于香港,是没有意义及好处的。“与其他地方一样,香港制度的完善,需要经历不断尝试、修改。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北京的意见。”她分析道。然而,北京的意见与声音是令港人感到恐惧的—从《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过程中的风声鹤唳,到加辣版《港区国安法》的落实,都令港人不寒而栗。陆恭蕙表示,这是因为港人从不习惯思考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什么是“分裂国家”等问题,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言论自由。但需要承认的是,言论自由的范围有着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应是‘言论自由’这么简单。”

无论是对西方的痴迷,还是对中国的抗拒,皆因自身根深蒂固的逻辑与观念。对此,陆恭蕙表示,将之前所信的东西放下固然很困难,但反思是人类独特的能力,首先要问问自己,缘何抗拒、惧怕?然而再去直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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