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50年|重来篇:放下意识形态偏见 港人需重新认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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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运动已走过50年。在这五十年间,香港人由国族认同走向本土认同,而对国家的抗拒和疏离感,借由雨伞运动和反修例风波的发生,而推向极端,最终却换来一条极为强硬的国安红线——港版国安法。香港社会应该好好冷静下来,放下意识形态,重新认识国家。多维新闻特别推出保钓50年系列报道,以下为第四篇(共四篇)。

保钓50年系列报道第一篇:保钓50年|觉醒篇:香港人还爱国吗

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正是源于港人不信任内地司法制度而起,不少人误以为修例后,内地可以随意捉拿在港触犯内地法律的港人过境,对政府能够否拒绝来自内地的不合理引渡申请存疑,担忧内地会以非政治罪名来“引渡”异见人士。

对内地司法制度的恐惧和对香港政府多次强推争议政策的不满,促使市民走上街头。当示威者喊出那句“香港人,加油”时,背后隐含着“我者”和“他者”的对抗——无惧“中共”打压而走上街头的“香港人”,将个人与城市的命运连系起来,推动“本土”共同体的构成。

示威人士的口号,由“香港人加油”变成“香港人反抗”。(HK01)

而当上百万人的和平示威被管治者胡乱推搪,示威者随即诉诸更激进的手法,以堵路、冲击等暴力方式与“失信”的警方对峙。香港市民自然会同情激进的示威者,搬出“兄弟爬山,各自上路”的口号,消除共同体内部的分歧,一致对外。

但本土的共同体并非要追求“独立”,香港民意研究所于2019年10月公布有关“公民社会赞助计划——香港独立”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有83%人不赞成独立,仅有11%支持,5%未有取态。反而,示威者口中的“五大诉求”背后,述说的是社会长年的不公和深层次问题,这才是市民的怨气所在。

过去,特区政府假以“积整不干预”之名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方面幻想能够以“滴漏效应”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实则向商界倾斜,少数财阀及政治精英长期垄断权力,贫富悬殊严重,亦成为解决问题的拦路石;另一方面,以为可以依靠专业服务、金融等四大支柱,仅推出“口号式”的六大优势产业和杂乱无章的产业发展政策,令产业发展单一、阶级固化,市民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而在开放“自由行”时,只以两地文化差异理解冲突,却无视社区承载力和社区配套等重要议题,令陆港矛盾日渐深化。

讲了“六大优势产业”多年,但支撑香港的仍然是“四大支柱产业”。 (HK01)

最为关键的是,香港在回归初期未有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积极融入区域发展,视内地为“落后”之地,对国情的认识严重落后;而香港在“去殖民化”的同时,却未有纠正英殖时期“去政治化”的教育观念,令市民的家国观念长期停留在“河水不犯井水”和“党国分离”的“一国两制”错误认知之上。

当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积习,市民的怨气在体制内无处宣泄,在寻找以“真普选”等政制改革作出路时陷于迷失,自然会迁怒于“他者”——内地和中共,打烂中资企业的玻璃,涂黑中联办的国徽。

逆难而上 重建爱国情操

然而,持续的示威活动并没有改变香港为中国领土这一事实,反而引起中央对“港独”势力无比警惕,最终为香港划下一道极为强硬的国安红线——港版国安法,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些港人为之恐惧的罪名,终在香港落实。选举改制乃至港人日思夜想的“直接普选”变得更为遥远,“为自由抗争”反而令本来可以“循序渐进”的政制改革走了回头路。

《港区国安法》详细列出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4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Reuters)

在反修例风波之后,企图发起“揽炒十步曲”——争取立法会35席以上、否决政府所有拨款申请、迫使特首辞职及特区政府停摆、中央政府大举拘押民主派领袖、迫使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的民主派人士,相继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即使他们“成功争取”西方国家对中共实施制裁,但中共对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却丝毫未有动摇。

而在2012年“成功争取”的“反国教”,亦以“公民及社会发展科”来取缔饱受争议的通识科作结,课程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三个主题为核心内容,要求学生往内地考察,加深个人对中国国籍和中国公民身份,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

或许七十年代初的“迷失一代”跟反修例风波之中的年轻人颇为相似,在英国殖民地下“中国”身份认同的迷失,以保钓为契机激发出爱国主义情绪,以及今日在“一国两制”的矛盾和政府的失政下,转化而成的“港人”身份认同。

当年保钓运动的学生领袖能够从运动的热情中认清事实——只有统一和富强的中国才能真正解决钓鱼台争议,因此转向学术研究,希望令国家富强;今日的示威者亦应该认清中央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好好冷静下来,摒弃自“自由行”开放而来养成的傲慢偏见,放下意识形态,重新认识日渐强大的国家。

保钓团体于天桥上挂上横幅,要求日本就侵华道歉和赔偿。(香港保钓大联盟供图)

对于怎样重建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感,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新竹交通大学社文所合聘副教授王智明认为,这无疑是漫长而又困难的工作,尽管今天中国快速变化,“老保钓”的国族认同感并没有太大改变,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建立了对近代中国的认同,也对自身的“中国人”身份没有疑惑,但对当前的年轻人而言,既缺乏上述的认同基础,又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甚浅。

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裕南(左)和保钓行动委员会副主席区伯权(左)指,未来要“逆难而上”,做好文宣工作,加深年轻人对保钓运动的认识。(HK01)

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裕南和副主席区伯权均指出,虽然社会在经历反修例风波后,更难传扬爱国思想,但未来仍需要“逆难而上”,做好文宣工作,加深年轻人对保钓运动的认识,以及对国家的发展现况的理解,一点一滴地透过行动重建他们的爱国情操,“中国做了好事,我们(保钓行动委员会)也会举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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