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角力的致胜法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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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首提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中国自强和民众启蒙开出药方。尽管启蒙运动本身并没有带来中国真正的转型,但民主与科学放在国际竞争语境中却非常贴切,准确的揭示了国际竞争的本质要素:即制度优劣和科技较量将最终决定竞争成败。科技在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已不容置疑,笔者认为评判制度优劣与否的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是看制度能否减少或者纠正战略决策的错误;二是看制度能否持续为社会良性改革提供动力。

当下的中美两国,在世界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甚至是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和竞争。中美在“华为”事件上的复杂较量,以及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的激烈交锋,背后透露出来的便是这种双重角力。

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秘密访问中国,中国的历史和中美关系的历史被改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经济高速增长,发展成为可与美国匹敌的大国。美国当初选择接触中国,主要基于“联华抗苏”的地缘政治考虑,而鼓励中国走向开放和现代化,则是预期中国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会出现政治自由化,最终走上美国期盼的自由民主之路。

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7月曾秘密访华。图为1973年11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VCG)

但中国的发展并未如美国所料,经济腾飞也没有带来美国式的政治民主。如今,中美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两国从前相对和缓的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

中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塑历史荣光,这在客观上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希望通过接触而改变中国的想法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遏制与竞争,几乎所有中国议题都集中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当下的中美两国,在世界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甚至是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和竞争。

中美竞争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10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提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中国自强和民众启蒙开出了药方。尽管启蒙运动本身并没有带来中国真正的转型,但民主与科学放在国际竞争语境中却非常贴切,准确的揭示了国际竞争的本质要素:即制度优劣和科技较量将最终决定竞争成败。

冷战时美苏争霸,双方在以科技为基础的军备竞赛中互有胜负。但在制度选择上,僵硬的苏联体制最终不敌美式民主制,东方阵营随之崩解。当下,中美竞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中美在“华为”事件上的复杂较量,以及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的激烈交锋,背后透露出来的仍是科技和制度选择上的双重角力。

自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后,科技在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已不容置疑,争夺在各个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也必然成为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甚至要大于制度。

然而在制度优劣上,各方却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评判制度优劣与否的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是看制度能否减少或者纠正战略决策的错误;二是看制度能否持续为社会良性改革提供动力。一个王朝的国祚长短,一个民族的兴亡与否,核心要素是能否减少错误的决策。一方面,美国在战略决策上有制度优势,其民主制度自带强大纠错功能。立国几百年来,除了一次美国内战,国内发展相对平稳。而中共建政70多年来,却多次发生重大决策失误,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策让中国几乎走到了崩溃边缘。

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世界头号霸主的美国也面临改革乏力和活力不足的问题,内部撕裂越来越严重。而中国这些年却保持改革态势,中共吐故纳新的能力让世界瞩目。从“黑猫白猫论”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中共的理论翻新层出不穷,以此带动的改革更是眼花缭乱。且不论改革的成效几何,改革的动力却异常强劲。

中美竞争的结果必然不会以早就意识形态化的制度的文明野蛮、先进落后以及个人制度好恶等为转移。如同冷兵器时代一样,不管你喜欢与否,胜负不简单取决于财富和制度的先进与否。

过去,中国在军事、科技和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去甚远,制度自信也无从谈起。如今对中国而言,需要防范的是由于制度自信而带来的错误决策风险。而对美国而言,也需要检视其民主制度中的种种缺失。但如论无何,中美竞争的结果还需历史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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