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港府智囊:香港反对派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要求香港必须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坚决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之外,且还要确保选出管治能力强的坚定爱国者。那么对香港反对派来说,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有香港学者撰文认为,在反对派阵营中,“忠诚反对派”会乘势崛起,最终朝着“准爱国者”和“爱国者”转化。本文转自《紫荆论坛》,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香港的“非忠诚反对派”固然难逃灭亡的命运,绝大部分“半忠诚反对派”也必然要偃旗息鼓,其中小部分人会竭力和艰难地试图通过“转型”来延续政治生命,成为“守法反对派”是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反对派阵营中,“忠诚反对派”会乘势而起,但也会最终朝着“准爱国者”和“爱国者”转化。“爱国者治港”本来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也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落实的先决条件。回归迄今,“爱国者治港”尚未完全实现,致使香港长期陷入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之中,导致管治失效和深层次矛盾叠加。展望将来,随着反对派退出香港的历史和政治舞台,“爱国者治港”全面铺开,“一国两制”事业将会不断开拓,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牢固根基。

关于香港反对派的几个概念

在香港,“反对派”泛指那些没有参与政府工作的政治势力。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非不密切,甚至存在张力。他们主要担当执政者的监督者、制衡者、规谏者、对抗者,有时甚至是“敌对势者”的角色。“反对派”这个词语本身并无褒贬之意,也并非表示他们必然为反对而反对。与建制派一样,反对派的构成也非常羼杂,包括泛民主派、反共人士、部分前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和追随者、社会运动分子、压力团体、“福利主义”提倡者、反共媒体、部分宗教势力、“本土分离主义”分子、“港独”分子等,其中以泛民主派势力最大,而民主党和公民党则是其中较大的政党。他们部分人在回归前和回归后都有参与到香港的管治架构之中,主要在立法机关、区域组织、法定机构和谘询组织。他们的政治主张虽有差异,但共同点是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不认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对中央采取某种对抗姿态、不认同回归后由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秩序、不愿意尊重和遵守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有些时候甚至以“违法达义”或“公民抗命”为旗号违反香港本地法律)、对“一国两制”有与中央截然不同的诠释、质疑回归后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的“认受性”、对香港特区政府抱持对抗心态、并主张香港以最快速度走向全面“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香港诸多反对派人士被逮捕。图为2020年8月26日,香港反对派的两位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被警方拘捕。(AP)

为了厘清香港反对势力的本质,并方便分析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香港政局,在这里作者认为有需要引入“忠诚的反对派”、“半忠诚反对派”和“非忠诚反对派”这三个政治概念。“忠诚反对派”指那些真诚接受回归后香港的宪制秩序、愿意尊重和遵守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的反对势力。以此之故,“忠诚反对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容为“守法反对派”或“建设反对派”。他们愿意在现有体制内争取政治权力和推动改革,并争取机会掌握特区政权,从而转化为“执政派”。“非忠诚反对派”指那些不承认现有宪制秩序特别是选举制度的反对势力,他们的目标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并以另外的体制取代之,而且矢志与现有体制割裂,并拒绝参与其中。“半忠诚反对派”指那些尽管基本上不承认现有政治体制和不信任中央,但仍然愿意通过竞选和委任渠道参与其中。他们明知在现行体制内没有机会成为执政势力,所以竭力发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来推翻或大幅改变现有体制,好让自己有执政的可能。“半忠诚反对派”由于徘徊于承认和不承认、参与和不参与现有政治体制以及守法和不守法之间,他们的政治行为往往流于自相矛盾、言行不一、方向模糊,容易陷入非理性化和情绪化的窠臼,容易长远走向激进化,也容易被“非忠诚反对派”人士揶揄和攻击和难以得到中央的信任。

多数反对派为“半忠诚反对派”

“非忠诚反对派”在香港的人数非常少,而“忠诚反对派”其实也十分罕见。绝大部分的香港反对派人士实质上应归类为“半忠诚反对派”,其中泛民主派厥为表表者。“半忠诚反对派”积极参与香港的行政长官、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接受特区政府委任进入各类谘询和法定组织,并领受特区政府颁发的勋章。虽然基本法已经规定了香港最终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但“半忠诚反对派”却矢言除非中央采纳他们提出的、与基本法规定相抵触的“真普选”办法,否则他们不会在此之前承认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认受性”。无论是参加行政长官选举或议会选举,“半忠诚反对派”参选的目的都有双重性,即一方面要赢得职位或议席和获取由此而来的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则借机指控现行政治体制的不公和提出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要求。香港的选举对反对势力而言因此有双重性质:即使是普通的选贤与能的选举,也被界定为带有改变/推翻/冲击现有制度的目的和含义的选举。也即是说,“半忠诚反对派”既要在现有的选举游戏规则内争夺议席和席位,但同时又要为改变游戏规则而展开政治斗争。“半忠诚反对派”主要利用不少港人的反共反中情绪、对政府施政的怨怼、对经济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民主的诉求来发动群众,从而让政治议题长期成为香港的首要议题,其他客观上更严重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则被漠视和挤压。

回归以来,香港的政治斗争此起彼落,而且愈演愈烈。过去十多年,政治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政治主张愈来愈激烈,暴力成分越来越多,而外部势力的介入也越来越深。随着香港的政治分化、对立和斗争愈趋严重,“半忠诚反对派”说的激进势力逐渐抬头,绝大部分的“半忠诚反对派”势力亦抛弃了其一贯宣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立场,转而积极参与和鼓动动乱、暴乱和各种违法行为,并利用其在管治架构内的存在和在架构外的政治动员,无所不用其极地瘫痪立法会的运作和阻挠特区政府的施政,为香港带来了多方面前所未有和难以估量、长期和深刻的破坏和损害,也创造了机会让外部势力得以利用香港来挑战国家主权和威胁国家安全。事实上,不少原来属于“半忠诚反对派”的泛民主派人士过去几年已经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滑入“非忠诚反对派”的行列。

香港反对派面临涣散分化

回归后香港的选举制度存在严重漏洞和缺失,加上把关松懈,让“非忠诚反对派”和“半忠诚反对派”得以通过选举进入香港的管治架构兴风作浪。为了拨乱反正,迅速和彻底根治香港的政治痼疾,维护国家安全,和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纳入正轨,中央于2019年底制定了一整套应对香港严峻局面的新方略并逐步付诸实行。中央对港新政策的核心是要确保爱国者全面治港,认为只有在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后,其他长期困扰香港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才有破解的可能。一年来相继出台的港区国家安全法、选举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依法宣誓效忠和拥护的制度的确立,已经广泛和深刻重塑了香港的宪制秩序和政治生态。这些变革对香港的反对派带来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巨大打击。港区国安法让他们不再能够取得外部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让他们不能够再以反共反中口号和主张煽惑公众,更让他们难以在社会上发动政治斗争。选举制度改革防止所有不接受香港的宪制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非爱国者参加选举和进入管治架构。依法宣誓制度则保障了管治架构内所有人都只能是爱国者,不然便要被扫地出门和接受法律惩处。

由于香港正处于危难时刻,爱国者任重道远,中央对爱国者定下严谨的标准,而对那些参与香港管治工作的爱国者的要求亦提得更高一些。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2021年2月22日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于那些在香港特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二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三是胸怀“国之大者”。

依据夏宝龙主任的准则,“非忠诚反对派”固然不是爱国者,而大部分“半忠诚反对派”人士亦显然属于非爱国者。鉴于“忠诚反对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抗拒,即便他们愿意在新的宪制秩序内活动和遵守相关的法律,他们中大部分人也只能勉强称为爱国者。

中央的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已经大大削弱和分化了香港的反对势力。他们的一些头目被拘捕、审讯和锒铛入狱。部分头面人物则归隐、转趋低调、移民或潜逃。一些原有的组织或解散或大量流失成员。不少人失去了在立法会和区议会的议席。反对势力内部愈趋涣散分化、萎靡不振。他们正面对资金和人力枯竭之苦。尤其严重的,他们难以理解香港政治局面的巨变和中央的釜底抽薪的决心和行为。对于未来他们感到困惑和迷惘,更不知道未来应该如何自处。尤其令他们感到失望和寒心的是港人对他们的遭遇和处境冷淡对待,让他们明白到不少港人因为对香港过去的暴乱进行反思而对反对派有了新的和负面的看法。面对中央的遏制和港人的疏离,反对派正在苦苦和艰难地探索未来的路向。

反对派仍然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

其实,从一开始,香港的反对派已经走上了一条最终必然失败的道路。他们的反共反中、依仗外力、挑战法律和以斗争为本的政治谋略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取得执政权力,只能令他们的政治势力有所上升和使得香港的管治失效和乏力而已。不过,这些“收获”也只能在中央的耐心和包容的情况下才能取得。一旦中央认为香港的乱局已经到达一个中央不得不强力出手予以匡正的地步,香港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出现对反对派极为不利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中央从来没有意图要对属于“半忠诚反对派”的泛民主派人士赶尽杀绝,反而认为他们当中有部分人尚未泥足深陷或积重难返,因此应该在政治上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中央希望他们能够完全改变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抵触之情,愿意依法办事,并愿意积极配合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施政。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需要说明一点是,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不是说要在香港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搞‘清一色’。这里有两个政策界限:一是我们讲不爱国的人不能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架构或者管治架构,不等于说他们不能在香港正常工作和生活,只是说他们不能够参与管治。二是把不爱国的人特别是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架构之外,不等于说把所有的反对派或者更广一点的‘泛民主派’全部排斥在管治架构之外,因为反中乱港分子和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派’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派’里面也有爱国者,他们将来仍然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

作者估计,在新的中央对港政策、选举制度和政治格局下,绝大部分“非忠诚反对派”和“半忠诚反对派”人士难以彻底改弦更张,更难望能够成为“守法反对派”,因此前景颇为黯淡,而在未来一段日子里,“忠诚反对派”则会乘势乘时而起并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不过,“忠诚反对派”在政治上只能处于边缘位置,对全面爱国者治港的大格局不会有本质性的影响。“忠诚反对派”存在的好处是让香港特区的执政者更加兢兢业业和让特区的施政更能照顾港人的利益和感受。然而,从香港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忠诚反对派”的出现应该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最终“忠诚反对派”人士应该越来越少,少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步,而其他的“忠诚反对派”人士和组织则以真诚的、名副其实的“守法反对派”和“建设反对派”身份逐步向爱国阵营过渡并成为爱国力量中的“改革派”,衷心认同香港的新宪制秩序,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责任,并且积极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开展各项改革制度和政策的工作。

成为“守法反对派”是可能出路

在新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中,“非忠诚反对派”绝对没有生存的空间。反中乱港分子、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港独”分子和其他各种本土分离主义发起人假如不是销声匿迹,便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政治的遏制。他们原来已经薄弱的社会支持会快速蒸发。事实上,相当部分的“非忠诚反对派”人士已经离开香港,并妄称要在西方国家发起“国际线”来延续斗争。然而,那些跑到外国去并乞求它们干预香港事务的人最终只会因为失去政治利用价值和沦为可怜的弃子。

属于“半忠诚反对派”的政党和人士过去一段时间因为被社会上冒起的激进势力的“骑劫”和因为自己本身也是极端分子,积极策动和参与了香港的违法抗争和暴乱,已经变成了与中央尖锐对立的力量,彼此的关系难以在短期内有明显改善。在新的选举制度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下参加香港的选举。为了规避政治和法律风险,一部分民主党、公民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成员已经宣告引退。在不少政治组织内,因为对如何在新形势重新定位和谋求出路已经引起了激烈争论和内讧,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政治能量和资源供给。不过,对于那些政治包袱甚重的政党来说,大幅改变它们原来并愈趋极端的政治立场,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姿态,绝非易事。在新的和对他们不利的选举制度下,是否应该继续参与将来的选举委员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煞费周章,意见极为分歧。即便决定继续参与选举,有多少成员能够获得参选资格和当选难以预料。此外,他们的成员在将来的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也难有共识。再有就是如果最终决定不参与选举,从而避免增加他们眼中代表“民主倒退”的选举制度的“认受性”,那么他们在社会上又可以发挥哪些作用,而且在没有因为公职而来的公共资源的支撑下,如何筹措资源去支持他们在社会上的政治工作确是难题。无论如何,任何改变原来立场的举动除了会在组织内激发分裂内耗外,能否得到原有的追随者的体谅和继续支持,防止追随者大批流失,更是一个未知数。那些一直以来与他们相互配合的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是否愿意在他们转变立场后继续与他们合作也是他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不过,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中央是否会因为他们宣称的立场改变而不计前嫌、增加对他们的信任并且愿意容许他们继续参与香港的管治架构,他们心中也没有底。

总而言之,要求那些已经成为极端力量的“半忠诚反对派”政党和人士能够洗心革面、告别过去、重新上路,而且不但能够保留他们原有追随者,甚至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无疑并不实际。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他们进一步走向衰败甚至衰亡。不过,对“半忠诚反对派”而言,如果他们当中有极少数政治包袱没有那么重的人能够起码成为“守法反对派”,并逐步转化为“忠诚反对派”,也许其政治事业还会有一线生机。

以此之故,在中央的各项拨乱反正的举措全面开展后,如果香港还有反对派的话,则只会是“忠诚反对派”。目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忠诚反对派”的反对派党派和人士其实少之又少。那些自称为“中间派”的人士其实都有着一些泛民主派的色彩和背景,不愿意与泛民主派或者反对派割席,不打算严厉谴责极端和暴力行为,更不情愿与中央和爱国力量走得太近。他们非常抗拒“爱国者”、“建制派”或“忠诚反对派”的称号,言论和行为往往扭扭捏捏、模糊不清。所以,我们很难把他们界定为“忠诚反对派”。另外一个“忠诚反对派”的来源是那些原来属于泛民主派,但因为其政治立场“温和”和具“妥协性”,因此长期受到其他泛民主派人士的排斥和打压,也得不到泛民主派的追随者的支持。在香港社会愈趋分化对立偏激的氛围中,这些所谓“温和”泛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社会也缺乏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这些人对中央始终缺乏足够信任,更害怕被标签为“亲中人士”,因此也不愿意与中央和爱国力量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然而,如果“温和”泛民主派有意通过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进入管治架构的话,纵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忠诚反对派”、“建制派”或“爱国者”,他们应该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明态度来证明自己是“有实无名”的“忠诚反对派”,甚至是“准爱国者”。那些重大问题涉及对国家宪法、“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中国共产党、“六四风波”、“违法达义”、“公民抗命”、暴力抗争、国家安全、政制改革、反中乱港分子、“港独”与其他各种分离主义的主张、外部势力等的态度和理解。我估计有个别“温和”泛民主派人士将会朝着这个方向向有实无名的“忠诚反对派”甚至“准爱国者”过渡。不过,这些“温和”泛民主派人士必然会备受其他反对派人士的无情攻击,也难以得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处于愤愤不平的大多数反对派追随者的支持,但在中央和部分爱国人士的鼓励下在立法会的地区直选中仍有一定胜算。如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爱国人士的选票才能赢得议席的话,则他们向有实无名的“忠诚反对派”或“准爱国者”过渡过程会提速。

爱国力量吸纳“忠诚反对派”有利管治

实际上,作者估计将来更多的“忠诚反对派”人士是来自一些新冒起的政治人物和组织。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没有政治包袱,无需惧怕背上“背叛”、“转軚”或“投诚”的污名。这些人和组织现时对加入政府或与政府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仍有戒心,又希望与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被贴上“亲中人士”或“爱国者”的标签。然而,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可以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尽心尽力,愿意在他们认为对香港有利的事情上与特区政府和中央合作,并在必要时提出规谏和建议。作者预计,香港的专业、行政、学术和媒体等界别都拥有一些愿意当“忠诚反对派”的精英,而中央和特区政府应该鼓励这些“忠诚反对派”的出现。

事实上,如何加快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使香港产业多元化、推进香港经济持续发展、提升香港治理的效能、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推动香港走上一条与“一国两制”相切合的民主发展道路,改变香港社会的不公和不义状况,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等,都是广大港人渴望见到的改革。可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是知易行难,而且往往遇到不少既得利益者和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的反对和阻挠。诚然,即便在港区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和依法宣誓制度建立之前,在过去的“行政主导”不彰和管治环境恶劣的环境下,“忠诚的反对派”在那些范畴其实仍然有不少的发挥空间。可惜的是,愿意从务实和理性角度走“忠诚反对派”路线的反对派人士可谓寥寥可数。更为关键的,是那些人的挥之不去的反共意识和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信奉和膜拜。当然,因为因害怕改变立场而被原来的支持者攻击和丢弃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今天,内外敌对势力在港区国安法、新的选举制度和新的宣誓制度共同构成的新宪制秩序下已经无以为继,难复当年之勇。“非忠诚反对派”和“半忠诚反对派”又已经溃不成军,过去“忠诚反对派”所遇到的障碍经已被清除了不少。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忠诚反对派”应该是一个在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践“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和“过渡”政治现象,反映了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基本上接受“一国两制”、态度比较理性务实、愿意参与特区政治事务的反对派人士对中央“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不过,再过一段时间、当新宪制秩序已经巩固、爱国者治港全面落实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政治斗争已经不再是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改革和发展成为了香港的当前急务后,“忠诚反对派”人士会意识到他们在香港的活动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也会明白到他们难以得到港人的普遍认同。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爱国阵营不断深化和扩大,能够照顾和代表更多元化的利益和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社会精英的加入,并越来越获得港人的接受和期待。部分爱国人士与“忠诚反对派”的政策立场不会有明显差异,在不少港人的眼中那些爱国人士由于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会更有能力让自己的政策建议得到落实的机会,因此会更倾向支持那些爱国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反对派”会进一步失去港人的认可,要发展自己的政治事业只会越来越艰难。如果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困扰香港多年的深层次经济社会民生矛盾在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阵营的努力下得以纾解,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人士在香港的政治威望有望提高,届时就算被贴上“亲中”、“建制派”和“爱国人士”等标签也再不会是政治包袱或累赘。再进一步说,随着他们与中央和爱国人士的接触愈多,感情愈厚,“忠诚反对派”人士应该会逐渐改变他们对中央和爱国阵营的看法。因此,作者预期,除了极少的“死硬”“忠诚反对派”人士外,大部分的“忠诚反对派”人士都会愿意甚至乐于成为爱国者。由于在中央的拨乱反正方针下,香港已经出现了崭新的政治形势,“忠诚反对派”人士要过渡成为爱国者,他们除了必须拥护香港的宪制秩序、遵守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外,也必须拥护中央在香港的各项拨乱反正的部署,包括港区国家安全法、新的选举制度和新的宣誓制度,并在香港日后的改革和发展工作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反过来说,如果“忠诚反对派”最终抗拒成为爱国者,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会变得光明。

诚然,部分现有的爱国者对这些“投奔”爱国阵营的“忠诚反对派”人士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生怕他们在爱国阵营内会更快和更容易取得较高的政治位置和待遇,但只要中央采取公平合理的手法处理新旧爱国人士的“矛盾”,相信“忠诚反对派”人士的“来归”不会削弱爱国阵营的团结性。

从香港的有效管治和长治久安的角度而言,如果爱国力量能够因为吸纳“忠诚反对派”人士而得以进一步扩大其社会支持基础,并因此更有政治能量配合中央和特区政府在香港的改革和政策部署,则回归后长期困扰香港的管治问题应该会得到显著的改善。在有效管治的基础上,“一国两制”才可以全面和准确落实,并且能够行稳致远。

总的来说,过去长期对香港各种反对势力的生存和壮大有利的因素在中央连环出手后已经不复存在。“非忠诚反对派”固然难逃灭亡的命运,绝大部分“半忠诚反对派”也必然要偃旗息鼓,其中小部分人会竭力和艰难地试图通过“转型”来延续政治生命,成为“守法反对派”是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反对派阵营中,“忠诚反对派”会乘势而起,但也会最终朝着“准爱国者”和“爱国者”转化。“爱国者治港”本来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也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落实的先决条件。回归迄今,“爱国者治港”尚未完全实现,致使香港长期陷入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之中,导致管治失效和深层次矛盾叠加。展望将来,随着反对派退出香港的历史和政治舞台,“爱国者治港”全面铺开,“一国两制”事业将会不断开拓,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牢固根基。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