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可学习让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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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7月初,中国国务院召开会议时,再次提起要求金融机构进一步减费向实体经济让利。这包括了降低银行账户和银行卡收费、降低人民币转账汇款手续费、取消部分票据业务收费等。其实在过去几年,“减费让利”对香港人或许仍然相当陌生,但在内地金融界已经成为一个常见词汇。根据年初所公布的数据,2020年金融体系累计已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笔庞大的数目,不禁令人思考,到底北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干涉市场进行利益转让?而到底具体又如何做到?

在原始的资本主义理念下,企业无不想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当然也包括了被称为经济之母的银行。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增加盈利,自然是想提高借贷利率、服务收费等。然而银行在这边厢提高了自己的利润,那边厢那些必须依赖银行运作的众多实体经济企业的借贷及运作成本都会增加,变相挤压了这些企业的盈利。无疑,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企业利益是此消彼长,有天然的竞争关系。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这种竞争的影响或者不甚明显;但在经济环境困难,这种竞争很可能威胁到一些实力较弱的中小实体企业。

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府可参考内地发展经济模式。(HK01)

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 整体经济重于个别行业

市场主义者普遍认为,到底哪一边能赚得更多利润,是市场自己所决定的,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然而,中国决策者则倾向认为,金融机构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发展,像银行这类机构,它们为企业提供借贷、转账结汇、票据支付等多元服务,目的是令实体经济能更有效地运作。但是如果银行为了盈利反而挤压了实体经济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令利润集中在金融业之中,经济将出现“肥上瘦下”的畸形发展,那无疑便是本末倒置。

因此,北京才有了让金融机构“让利”的想法。北京可以通过强而有力的国有银行去主导金融体系的减费,使借贷成本及其他金融服务的收费整体下降,减少实体经济企业相关的支出,亦即是将部分原本银行可以享有的利润转移到实体经济企业上。过去几年的实践足以说明,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让利虽然打击了这些机构的利润回报,也令内资银行及中国金融相关的股份陷入底谷,然而却对稳定中国经济,帮助实体经济在困境中生存。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报今年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首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即使经历过新冠疫情,在过去两年间平均每年仍增长21.7%。

除了责令金融业让利之外,北京近年也推出了不少类似让利概念的政策。例如近来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反垄断调查,便是针对大型平台经济利用排他及兼并手法垄断产业上下游利益,阻碍其他竞争者加入。打击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其实某程度上也是要这些大型平台经济企业让出它们的利润予其他竞争者,而竞争又将降低价格和改善货物和服务的质素,最终这个“利”将转移到的便是广大的消费者身上。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最近引述消息指,最近被北京监管当局屡次点名进行反垄断调查的腾讯和阿里巴巴正在考虑互相开放其生态系统,这显然是彼此为了应对反垄断对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计划。“腾讯系”与“阿里系”在内地网络系统中多年互不相通,不少用家早已感到不便,但以往却无可奈何。两家巨企因为反垄断而考虑互通,某程度也证明了这种让利要求最终可以惠及广大民众。

通过制定宏观政策和具体的法律规则,港府也可以实现让某些行业让利的目标。(HK01)

经济发展成果过度集中 让利有助社会稳定发展

从新自由主义或是原始经济学的角度看,北京这种“让利”的经济逻辑是“选取赢家”的行为,乃政府粗暴地干预市场,市场主义者自然不会认同。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过去已经证明会产生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工业空洞化正是过去几十年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即使在香港,放任的经济模式令经济利益集中于地产、金融等有限的行业。按香港统计处有关香港生产总值的资料,2019年建造业的生产总值为2,062亿港元,但其增加价值却高达1,148亿港元,占生产总值的55.7%。金融业的利润也十分惊人,增加价值占生产总值的62.5%。反观像制造业等,其增加价值只占其生产价的14.6%。无疑,这反映了某些行业坐拥着庞大的利润。

有部分市场主义者始终认为,即便这些企业利润极其丰厚,但这也不足以成为针对它们要求“让利”的理由。然而,这样的经济结构既无法普惠及香港整体的经济,也无法令普罗市民得益。香港的产业单元化,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致使近年经济发展面临困境,而利益过度倾斜于地产商,客观结果只是令楼价炒高,使一般市民愈来愈难负担得起居住房屋,也令居住环境极为恶劣的劏房在香港这般发达的城市横行。当这些行业的自肥是依靠消耗整体社会的经济和稳定,那政府便不是市场主义者所谓的“没有理由”去想办法让它们让利了。而且,要求让利并非要令这些企业倒闭。在任何社会,企业要有利润才能够生存。要求一些企业让利也自然不可能是要它们“割肉喂鹰”自我奉献,而只是要求它们“赚少一点”回馈整体经济和社会。

诚然,香港与内地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差距,内地那一套“让利”的办法实难以照搬到香港。其中最大的差异是,北京有大量的国企主导某些行业,北京可以指示和要求国企执行政策目标,例如可以要求四大国有银行调低收费,那其他私营商业银行也很难不调低收费作竞争。香港没有国企经济,不可能由港府命令私企执行政策目标,例如香港政府不可能像北京一般要求内银一般要求汇丰银行“减费让利”。

不过,通过制定宏观政策和具体的法律规则,香港政府也可以实现让某些行业让利的目标。例如通过调整房屋与土地政策,增加居住楼宇供应,限制租金上升,已经能做到让利的目的。对于坐拥大笔利润的地产发展商而言,“让利”虽然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它们的既得利益,但也不至于使它们做不了生意。

近来,无论是港府和建制派都经常提到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考内地发展经济,那么北京近年所重视的“让利”精神无疑是值得香港所学习。决策者应该吸收内地“让利”政策的精神,致力于平衡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避免经济发展的成果利润集中在社会小部分的手中;通过落实各方面的经济改革,为整个经济结构“刮骨疗毒”,令香港的资本主义能更健康长远地发展,这样香港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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