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者此刻应该颤抖 改革施政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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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7月16日,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指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从根本上堵住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方面的漏洞⋯⋯香港告别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逐步安定。”夏宝龙同时对香港从政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出席研讨会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后指出,“我自己的总结是夏主任的讲话带出了《香港国安法》不单是香港止暴制乱的定海神针,还根本性地完善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贯彻落实,令‘一国两制’可以继续行稳致远”,并自言“很感激夏主任对于由我担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过去一年多履职尽责地实施《香港国安法》,特别是高度评价香港警队在落实国安法的多方面工作”。

港版国安法的落实无疑有助香港社会恢复秩序,但若以为“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就只在于此,甚至以为夏宝龙的发言乃对管治联盟的高度评价,反映的不只是见树不见林的狭隘视野,更是根本性的意识错误。

港版国安法已在香港实施一周年。 (HK01)

夏宝龙身兼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可谓是历史上最强势的港澳办主任,短短一年半已领军落实港版国安法及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但与此同时,他曾是浙江省委书记,有别于以往外交背景或港澳系统出身的港澳办主任,具有切实的地方治理经验,更是临危受命彻底解决香港身处的困局,绝对不只是要完成止暴制乱的工作。夏宝龙在研讨会的发言,便直接而具体地陈述香港治理的问题,并对治港者提出了非常全面的要求。

夏宝龙的当头棒喝

一方面,香港未来一年将举行选举委员会、立法会及特首选举,夏宝龙指出,选举委员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须严格把好关,确保香港特区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但另一方面,他进而表示“管治者……要德才兼备、有管治才干”,并以五个“善于”列出明确要求:善于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为民众办实事、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善于履职尽责。

在此五个“善于”之下,夏宝龙更具体地说明了个中含意,例如第一个“善于”包括了“坚决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第二个“善于”则要“有效破解住房、就业、医疗、贫富悬殊等突出问题”,第三个“善于”是要“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始终贴基层、接地气”,第四个“善于”是要“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促成最广泛的团结”,第五个“善于”是“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勤奋工作、恪尽职守”。如此严肃提出这五个要求,当然是指现在的施政团队在这些方面有所不足。

夏宝龙特别提及,“对新选举制度下产生的管治者,广大市民期待很高,各方面都很关注,希望他们展现出新气象新风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工作的实际成效来赢得广大市民的口碑,不辜负中央的期望。”虽然此谓对新管治者的期望,但从任何角度看,这些也必然是对现有治港者的要求。不论是特首、司局长、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还是建制派议员,他们今天若不具备五个“善于”,未能以“实际成效来赢得广大市民的口碑”,那显然等同已经“辜负中央的期望”。

那么目前的管治者有没有“实际成效”呢?在住屋方面,差饷物业估价署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在今年5月创下23个月新高,距离两年前的历史高位只差约0.8%,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亦续创二十二年新高,已长达5.8年。在就业方面,因新冠疫情而恶化的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虽然逐渐改善,但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等情况仍然严峻,而香港产业结构已固化及失衡多时,相关基层从业员以至大学毕业生也苦无出路。在医疗方面,不足一半的香港医生于医管局和港府工作,但公立医院要处理八成左右的住院需求。公私营医疗失衡的问题直接放大了贫富悬殊的实际恶果,在此山顶住宅车位以千万港元成交、而贫穷人口达149万的城市,少个钱也没法子活得有尊严。

叫人讶异的是,理应比北京官员更清楚香港社会状况的香港官员,似乎对此等问题不太重视。林郑月娥出席研讨会后的发言基本上只谈国安工作,她所谓的五个工作分别为完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处理好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人士的案件、加强指导和管理一些机构、推动全社会认识国家安全的教育、做好未来三场选举。显而易见,量虽为五,但实质为一,都只关乎五个“善于”的第一点,而且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对于其他四个管治要求,她不但乏善可陈,日前更曾明言房屋问题难以立竿见影地明显改善。

港府去年的《施政报告》被外界批评重政治、轻民生。 (HK01)

改革施政不容缓

香港官员对经济、社会及民生问题的相对轻视,反映他们对止暴制乱的逻辑掌握不足。第一,止暴制乱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而不是根本目标。止暴制乱是为了缔造一个稳定而有利的环境,让港府有机会推动改革,透过良政善治,令市民安居乐业,生活得到改善。第二,政治冲突只是社会骚乱的导火线,是表层原因,令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的是柴薪和高温环境。要真正令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必然要针对经济、社会及民生问题下药。

这亦解释了为何当夏宝龙表示,希望“大家揪心的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告别劏房、‘笼屋’”,“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学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都有广阔的就业创业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梦想,长者都能颐养天年,全体市民都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林郑月娥会后的发言仅在最后一句指出,市民要过“快乐的生活”。

犹记得去年的《施政报告》已经重政治、轻民生,林郑在结语虽然强调要解决香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然而只得一句“严控疫情,重振经济,重整社会秩序”,只字未见如何改善民生和改革港府施政。一次或许是偶然,连续不谈改革则很可能是根本意识使然,我们还能相信她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况、她从政的价值观符合香港的需要、香港能依靠她领导这个城市走向未来吗?

虽然特首能干,局长智商高,行会成员亦非泛泛之辈,但徒有某方面的能力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政治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言,以政治为志业者需要热情、责任感及判断力,三者缺一不可。但我们却看见不少人只视政治如权力,关心谁当选、谁入阁,甚至只视从政是一份但求无过的寻常工作。基层在劏房的生活过得怎样,在公立医院轮候得多苦,为了挣多个钱而工作多久没有休息,对于不少治港者或许只是政策文件上的背景数字,而非他们心系之所在。若是如此,又如何对香港人“快乐的生活”有愿景、有渴求?

心无百姓莫为官

现代社会不会称官员为“父母官”,忌讳其专制、家长主义的色彩。但从另一角度看,为官者也不能没有为人父母的心肠,不以民众的生活为念。孟子曾告诫梁惠王,若其庖有肥肉,廐有肥马,但民有饥色,甚至饿得快死,那实在枉为人民父母。此之“为民父母”完全不是专制之意,而是关乎管治者的责任自觉,为政以德。而西方政治哲学中,亦不乏讲求社会共善、追求福祉的思想。香港作为中西文明相遇的城市,正好取各家之所长,从政者应追求善治,而非如今般被政治冲突牵着走,社会民生无人问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04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指出,古时许多为官者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现在的人民公仆也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并提出“心无百姓莫为官”之说。若然现时或未来的治港者仍然只看到香港政治性的一面,而没有以市民切实的生活为重,他们此刻应该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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