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大学没有了思想 沦为技术一元化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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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生产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大学没有了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和应付危机就没有了希望。但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履行思想生产者的角色,反而是技术一元化的推手和帮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指出,今天的世界,大学似乎都在随波逐流,并且把此视为是大趋势。实际上,如果这种大趋势如果不能扭转,大学必然衰落,社会也会加速衰落。本文转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IPP评论”,原题《郑永年:大学正在衰落》。

大学与社会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部分,但也是社会的反映。大学既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形态和发展受制于社会形态,但同时大学也在塑造着社会。近代以来,大学对社会的塑造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学的近(现)代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大学”的形式,但这个社会必须拥有承担大学功能的机构;否则这个社会很难具有现代性,也很难生存在民族国家之林。因此,大学的未来取决于社会的未来,而社会的未来也可以通过大学来塑造。

未来的大学如何发展取决于大学是否有能力来化解我们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今天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是全方位的,涵盖从气候环境、人口、资源到社会分化、政治认同、国家间的战争和个人暴力的整个过程。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大学也都在努力解决所有这些领域的问题和化解这些领域的危机。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的假定就是大学有能力找到问题和危机的根源、发现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的方法。然而,现实足够残酷。经验地看,问题越来越多,危机越来越深刻,但知识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很多知识不仅不能用来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反而成为问题和危机的根源。

郑永年称,大学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履行思想生产者的角色,反而是技术一元化的推手和帮凶。(视觉中国)

这意味着什么?这表明,在所有这些危机的背后我们人类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更为根本的危机,而也正是这个危机在破坏甚至摧毁着大学存在的根基。简单地说,这个危机就是多样性的消失、多元性的消失。

随着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消失,人类的思维能力在衰退,人类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在衰退,人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衰退。因此,未来如果要有大学,那么大学要担负起培养多样性和多元性这个根本责任,通过培养正确类型的人才来塑造正确的社会类型。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经验地看,多样性、多元性是原创性思想的根源、是一切创造的根源。尽管这里不讨论自然界中生物和动物多样性的减少和消失,但要强调的是,自然界中这些种类的减少和消失对人类来说也会是致命的。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社会实践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变化对人类知识界(大学)的深刻的影响,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人类的知识活动,尤其是近代以来。

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

马克思根据统治者的主体把人类社会分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这种分类方法更多地是反映了欧洲社会的发展,并且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在面临变革,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修正马克思的理论。不管如何,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社会分成三类,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西方知识界开始讨论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很精确,人们感觉到很多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方面)和工业社会不同了,但这些不同还不足以“拼”成一个社会形态。但现在很清楚了,那就是“信息社会”。相应地,从文明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迄今已经经历了两个大的文明阶段,即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文明阶段,即信息文明。

第一类是农业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涵盖了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然,从技术的视角,这里面还可以细分。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拥有自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是“造物主”赋予的,自然生成的,没人去干扰。农业社会的这种状态类似于中国老子所说的“无为”形态。漫长的农业社会产生过两种主要政治方式。第一,地方化和封建化的统治方式,或者分散治理。从原始部落到各种小王国都是如此。第二,帝国形式,包括诸如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等。但帝国只是一种形式,帝国之内大都是“统而不治”。因为技术手段有限,农业社会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一直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人们过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多元性和多样性没有被“发现”出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就知识来说,农业社会的人们还没有把“人”视为是可以和自然分离开来的主体,更多的是把“人”视为是“自然”。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提倡“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就是这种哲学思考。道家哲学也不主张“人”对自然进行干预,而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生存,“顺其自然”。《老子》反对教育,提倡“愚民”。这倒不是意味着《老子》真的是要使得老百姓变得愚昧,而是强调不要任何干预,让民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这种态度也表现在国家的行为上。尽管中国传统也有很多国家工程,尤其是“水利工程”,但这些工程很难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案例。马克思称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范,即国家干预自然导向专制的典范。现在看来,马克思还是从近代欧洲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所有中国的水利工程都是“顺其自然”的典范。“大禹治水”就是顺着“水”的自然规律进行的。中国传统数千年的变化大都是自然的变化,而非人为的变化。换句话说,多元性和多样性在变化,但是是自然的变化。

第二种社会形态是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分散化的生产活动相比较,所有工业社会的生产活动表现为集中化;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也趋于集中化。人类开始“干预”自然,进入孔子所说的“人为”社会。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强调教育对老百姓文明化的作用。孔子因此和《老子》区分开来。把“人”区分为受过教育的“文明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意味着在孔子那里,文明是“人为”的结果,也即脱离《老子》所强调的“自然状态”的结果。

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迈入了信息社会,但今天人们所见的文明则是工业文明,并且信息社会也是建立在工业社会之上的。

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发现”多元性和多样性,并用各种技术手段把多元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为人类社会造福。就知识来说,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发现”是科学知识发展的结果。欧洲文艺复兴开启了人类追求科学知识的过程,最终表现为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和法国笛卡尔(Rene Descartes)所代表的两种知识类型,之后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又把培根和笛卡尔两种方法整合起来。整个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与这三个人不可分割。

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是高度集中,所有的活动的高度集中,不管是政治活动(与权力相关)、经济活动(与财富相关)和社会活动(与文化习惯相关)。尽管人们还在进行制度之争,即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差别,但实际上,这种争论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因为所谓的差异只是一个程度不同而已,所有政体的本质都是“集中”。

在信息社会,人类正在行使自身拥有的“消灭”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权力,导致多元性和多样的快速消失。尽管信息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但信息社会因为消灭着工业社会所“发现”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信息社会最终不仅会促成人类社会创造和创新能力的消失,而且也会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性质,使人类社会的“人性”越来越稀薄,最终走向消亡。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著的《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尽管具有科幻色彩,但这种科幻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成为现实。人类以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试图创造自己的“造物主”,结果成功了。成功的结果便是自然“造物主”的消失,迄今为止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消失,而“新兴人类”正在崛起。

这种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就其本质来说,信息社会就是编码社会或者编程社会(coded society)。说得形象一点,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社会称之为“羊群社会”。在内蒙古大草原,不难发现这种羊群社会:这个社会有三部分角色组成,即牧羊人,牧羊狗和羊群。在羊群社会,大部分的羊会随大流,它们毫无方向感,因为它们处于群体之中,不可能也不被容许有方向感,领头羊走向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只有少数处于羊群边缘的羊会试图往外面跑,但这不要紧,因为牧羊犬会过去把企图离群的样赶回羊群;而牧羊人更为简单,控制好少数牧羊犬就够了。

就知识而言,这种社会应当是传统法家所提倡和希望看到的社会。所有人都要服从所确定的规则,人没有差别,只是符号、数字或者点;不管任何情形,一旦人偏离规则,就要受到惩罚,即所谓“严刑峻法”。根据这种认知,对政治来说,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秩序;对经济来说,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现代社会越来越表现为羊群社会。一部分操控技术的人越来越聪明。不难理解,世界范围内,高科技公司都在不惜一切成本招聘具有这种科技能力(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的人,因为有了这些人,公司就有拥有操控社会的能力,在竞争中胜出;但同时,大部分人则越来越趋向低智商和愚昧,并且愚昧得自己都不知道。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各种技术的出现和它们之间的结合不仅促成人们越来越依赖高科技,并且也在快速“剥夺”人们的思考权力和能力。如此,大量社会群体被一轮又一轮地并且自愿地被“收割韭菜”的现象并不难理解。

“新冠社会”(COVID-society)正在常态化。现实社会虚拟化和虚拟社会现实化双向运动的必然结果就是“公共性”和“私人性”失去边界,传统社会的寿终正寝。自称为民主典范、以保护多元性和多样性为己任的美国已经演变成典型的“羊群社会”。各种基于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利益等之上“部落格”层出不穷,它们互相激进化,互相对立,互相暴力。但这绝对不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观察到的“多元社会”和“公民社会”;恰恰相反,这些是“反多元社会”和“反公民社会”。这些“部落格”都具有同质性,都是通过同样的技术手段来组织的。在中间层,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有效瓜分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力。在这次选举期间,高科技公司集体封杀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言论尽管体现了它们自己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但已经给各国政治人物发出了警讯。如何监管这些高科技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人物的一个严峻挑战。可以预见,这会是一场恶战。在国家层面,特朗普俨然扮演了上述“牧羊人”的角色,仅仅依靠一个“推特”治天下。

广义知识界的“内卷化”

那么,社会形态的变化对大学或者广义的知识界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一句话,知识的根源在于多元性和多样性;一旦多元性和多样性消失,知识就失去的来源,大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基。

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知识体系就是来源于多元性和多样性。最典型的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阶段。根据这一概念,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中东、印度、中国都出现了一批先贤,如苏格拉底,以色列先知、释迦牟尼、孔子等,他们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以色列的一神教及希腊哲学、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教、道教都开始形成发展,这些思想搭建起了人类精神思想的根基。轴心时代的思想至今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们的生活。说到底,尽管从“轴心时代”迄今人类已经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但人类社会并无太多的知识体系的创新。轴心时代的特征就是多元性和多样性的产物,无论从区域层面(古希腊、中东、中国和印度)还是区域内部(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如此。

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造就了工业社会“发现”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基础。在学术界,人们迄今为止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其它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争论依然不休。尽管这场争论没有结论,但人们对多元性和多样性促成东西方“大分岔”过程中的作用是有共识的。中国到唐宋时代尤其是宋朝商业就已经很发达,但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中国逐渐失去了多元性和多样性。更确切地说,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农业社会的“自然”多元性和多样性没有能够被“发现”出来;相反,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国转向了“内卷”。欧洲则相反,诸多国家走上了“发现”多元性和多样性的道路。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者Joel Mokyr的研究,东西方的“大分岔”在欧洲的中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近代已经不可逆转。欧洲的中世纪已经出现了三种大趋势。第一,对经典解读的多元性;第二,对多元意见的包容性;第三,不同地方政体之间的竞争。这三种趋势都和多元性和多样性有关。

实际上,欧洲近代大学最早起源于教会里面教士对经典的解读。今天在中国社会广泛讨论的所谓的教授“预聘”(tenure)制度就起源于教会。教会研究经典教义,研究就需要多元和多样性。如果是一元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了。研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表明人们对经典教义必然产生不同的看法。在早期,如果教士有不同声音,那么其会被解雇甚至惩罚。这样,就与“研究”本身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产生了tenure制度。早期的tenure制度是出于保护教士们学术思想的自由和多元性,宗教教义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能因为对经典的解读不同而被开除。如果没有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的保障,欧洲很难出现宗教改革运动,促成思想近代化的开始。同样,没有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出现,也不会出现“宽容”运动。不过,正如人们所见,现在的tenure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份工作保障合同。

这和中国人对经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经典,中国人是用来背诵、记忆,借此来传承经典。科举制度考试便是人们对经典的背诵和记忆的高度制度化表现。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晚清。中国没有出现欧洲式文艺复兴,更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个进程并不难理解。包括思想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内卷”化了,创新和进步便没有了任何可能。直到近代西方列强的到来,从外面注入内部变革的动力。因为没有内部缺乏变革动力,黑格尔称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马克思尽管批评西方帝国主义,但他也肯定了帝国主义对东方国家的积极影响,因为帝国主义给东方国家带来的外在变革动力。

今天的危机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内卷化”。因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消失,社会的创新和创造能力急剧衰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走上了通过垄断、控制甚至暴力而分利的道路。六十年代之后,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经历着包括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等在内的深刻危机,但西方六十年代之后没有出现任何思想大家。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贝尔(Denial Bell)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认为随着技术引入国家治理,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失去意义。日后的发展证明贝尔不幸言中。无论怎样的政体,所有国家都是通过技术来统治。到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另一位学者福山声称“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也是最后的制度。但福山并没有贝尔那样的远见,因为正是贝尔所强调的技术因素促成了今天西方的“民主”治理危机。思想的衰落表明产生思想的环境的消失。尽管人们往往把思想衰落的根源归于政治控制或者资本控制,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技术一元化所导致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急剧消失。

大学要做社会的“良心”

如何恢复、保持和促进多元化和多元性?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更是各国大学的问题。

大学是生产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大学没有了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和应付危机就没有了希望。但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履行思想生产者的角色,反而是技术一元化的推手和帮凶。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大学不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学是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重镇。类似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的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要强调的是,大学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没有能够生产出解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方法。

大学怎么做?或者广义地说,知识界怎么做?人类产生以来,知识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同样,知识界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形态塑造过程中也会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在技术霸权主导下,社会已经呈现一元化大趋势。但这个趋势并非不可扭转。正如以往的历史所显示的,当社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者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时,社会的反抗变得不可避免。到那个时候,不仅社会精英开始思考,连平常“从众者”也会开始思考。只要人们开始思考,就会启动“去愚昧”的过程。

作为社会的“良心”,大学和知识界应当明了这个现实。大学可以做的有很多。大学不仅要保护好仅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更要创造产生和发展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条件。中世纪的大学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代大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大学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领域有所行动。

大学不应当单纯追求“大规模生产”,和量化生产分割开来。现在的大学用同样的标准培养着大量的同质性学生,犹如现代工厂的量产。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也只是生产工具,而非会思考、会思想的人才。其实,培养这样的学生多一个少一个并不重要。大学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人才。没有差异性就不会有多样性和多元性,就只会有简单的重复生产,而不会有新的创造。

大学也应当和论文数量分割开来。重要的是要成为思想大国,而非论文大国。现在的大学每年生产着大量的论文,以同一个“八股”(方法论)而做的论文。同质的教育生产同质的论文,这不难理解。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来资助大学的研究,但大学报以论文的数量,并且大都为了论文而论文,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没有关联,甚至和基础研究也没有关联。换句话说,人们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写论文,但既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社会经济效用),也没有写在祖国的未来上(基础研究)。尽管大学评估以论文流量为标准,但必须意识到正是这样的标准在促成大学的堕落和衰亡。

大学要同流量分割开来。大学也在追求社会影响。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影响往往通过流量而形成,而流量也往往成为大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但问题是,流量主义必然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主导下的流量的本质必然是庸俗。深遂的思想和哲学思考往往毫无流量。历史地看,改变社会的不是流量,而往往是人们不肯接受的思想。也就是说,真理没有流量,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今天的世界,大学似乎都在随波逐流,并且把此视为是大趋势。实际上,如果这种大趋势如果不能扭转,大学必然衰落,社会也会加速度衰落。未来属于有能力扭转这个大趋势的大学。大学如果能够“逆潮流”而动,把握未来,那么大学可以获得新生,社会可以获得新生,生命的意义可以获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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