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思想”正在加速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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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8年,中共十九大正式确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思想”)一周年之际,笔者写了《“习近平思想”正在被掏空》一文,当时的逻辑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这一思想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从各路官员到高等院校,从党报官媒到街头巷尾,无处不在“习近平思想”。可拨开喧嚣的迷雾,究竟什么是习近平思想的“根本”,该思想又会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却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道明。

2018年10月以来,央视的《平“语”近人》和湖南卫视的《新时代学习大会》,以游戏和科普性节目的形式宣传习近平思想,希望习近平像电视明星一样深受广大民众欢迎。

而今时间已经进入到2021年,“习近平思想”相较于2018年也有了更多进展,很显见的一个进展便是:第二批7家“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的成立,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中国法学会和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如果说2018年“习近平思想”的内涵和外延还是雾里看花,那么到了今天,尤其是经历过中美贸易战、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香港自修例风波以来发生的大小事变,至少可以据此给出“习近平思想”的一个大致轮廓——以人民为中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先来看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历来就有民本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中国建国后,毛泽东时代最响亮的口号便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得以打败蒋介石,夺取内战最终的胜利,也是依托于广大农村,依托于人民,实乃“小米加步枪”。习近平上台后,对于人民的强调不可谓不多,最能精要概括的一句话,便是百年庆祝大会再次提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相较于毛时代和邓时代,“习近平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有何不同?在毛时代,基于革命的需要,只能“一切依靠人民”,想想看,中国共产党当年是何等落魄和弱势,面对国民党的几次围剿差点全军覆没,除了依靠人民,还能依靠什么?在依靠人民夺取政权后,才有可能“一切为了人民”。而在邓时代,毛时代十年文革留下的烂摊子亟需重整和收拾,再不改革不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邓小平所做的事情,就是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权,打破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条条框框,依靠人民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到了习近平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不再只是内政的需要,而是开始放眼世界和人类,意欲颠覆的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以权力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这可以看做是“习近平思想”的最大基础,同时也是中国撬动“西方中心论”的支点。

其次是党的领导。习近平上台后,外界最突出的观感便是,这位继毛邓之后最强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断在各个层面强化党的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宪法序言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都是强化党的领导的具体面向。虽然习近平这样做,有基于破乱反正胡温十年“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乱局的现实需要,但最为核心的原因在于,在习近平看来,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带领人民奔小康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对中共的批评,即在于其专制、威权甚至是独裁。所以习近平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和个人威权的做法,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外界对于中共和中国的刻板认知。毛时代因为中国还一穷二白,不足为惧,所以就算是专制,就算是大搞个人崇拜,西方世界也只是将其当做红色中国想象一番,满足一种窥探欲和好奇心;到了邓时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再加上邓小平本人很智慧地选择了韬光养晦,所以西方世界认定,在世界轮番到来的民主化浪潮的倒逼下,专制的中国也很难逆历史潮流,必将最终从内部发生颜色革命告别一党制,毕竟历史就要终结了。

西方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想象阶段。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VCG)

而到了习近平时代,也就是毛邓两个三十年之后的第三个三十年,当西方世界还不断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间徘徊的时候,习近平已经决定不再被动,而是意欲以“党的领导”作为抓手,来打造中国方案、中国道路。至此,“党的领导”不再扭扭捏捏,讳莫如深,而是被习近平更直接地摆在台面上,并告诉世界: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西方所倡导的权力分立以及选举政治,只会一再地制造混乱,全然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香港问题上强化全面管治权,进一步理清香港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而非三权分立,便是“习近平思想”在党的领导这一抓手上的实际操练。而以香港作为样本的更大意义在于,这一思想的抓手,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内地,亦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香港。

最后是社会主义。习近平上台后,挂在嘴边的三个关键词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这三者看似彼此独立,但其实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最终指向的,便是“习近平思想”的核心,那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具体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前提和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和目的,社会主义则是最终的载体。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第三次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竞逐了这么多年后,才可能有更丰富的内涵。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以具体的实践作为依托,不能空对空。

在毛时代,限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和毛本人的理想主义,社会主义被教条化地理解为“一大二公”、“大锅饭”,到了邓时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冲破教条成为主调,而且邓小平当年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方面强调要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强调发展成果要惠及全体民众,实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进而达到共同富裕)。在具体执行落地过程中,社会主义则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在政治制度架构、意识形态,甚至是科学技术方面,都有呈现。到了习近平时代,承接着邓时代先富带后富,不仅将“共同富裕”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而且也将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从这个层面来看,习近平不仅在完成邓小平的未了夙愿,也在依托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来夯实其思想内涵。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日前针对共同富裕实施纲要的讲话,便很能说明问题。按照袁家军的说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对西方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一种超越;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的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共同富裕是‘五位一体’的全面跃升,既包括物质富裕,又涵盖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共同富裕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不能靠政府大包大揽,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

或许人们很难想象,五年后、十年后甚至2035年的中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因为在疫情加速的百年大变局中,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或大或小的结构性变化,一些旧秩序正在自我解体或是被颠覆,一些新秩序正在以一种不太引人注目的方式加速形成。就像正在加速形成的“习近平思想”一样,中共十九大第一次提出时人们一脸茫然,2018年经由媒体不明就里的宣传后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到了2021年的今天,三大轮廓已经很清晰,能否最终形成既可以总结、指导中国实践,又可以构建中国方案供世界参考借鉴,并在制度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层面推动范式转变和世界革命,尤其深刻地考验着二十大上的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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