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两地应促进积极“一国两制”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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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7月16日,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开幕式邀得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作重要讲话。作为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之一的刘兆佳于活动后面见传媒,并且引述夏宝龙发言称,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透过选举进入管治架构,又指未来的治港者需要勇于与反中乱港及外部势力展开斗争。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在2013年12月成立,其自我定位是一个“由从事港澳研究的机构、学者及有关人士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该会现时有33家机构会员及699名个人会员,会长为前中国港澳办副主任徐泽,副会长则有11位,当中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等人。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之一的刘兆佳引述夏宝龙发言。(HK01)

北京对港取态益重经济民生

回到夏宝龙今次的讲话,他罕有地述及了“劏房”、“笼屋”一类具体的香港社会经济问题,并且将“经济更加繁荣,各项事业更加均衡,社会更加和谐安宁”列为对香港在中华民族伟复兴历史进程中“大有可为”的四个“期盼”之首,这样看来,在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取态里,解决民生事务的重要性应该较高才对。

反观政治斗争其实仅属于五个“善于”的一环,而这五个“善于”又只是“大有可为”条件的部分内容。夏宝龙固然曾说过“香港大有可为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一方面要坚决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之外……另一方面要确保选出管治能力强的坚定爱国者”,但它们明显都是通往前述四个“期盼”的途径而已,不宜舍本逐末强调手段、忽略目标。

推进北京方针亟须全面公开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章程提及它的宗旨之一为“推进对中央有关港澳方针政策的广泛指导……为全面准确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献计出力”。况且研究会尽管自称角色为民间智库,但其发起单位却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辖下的港澳研究所,两者甚至还共享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的门牌号码,所以它无疑含有一定官方色彩和责任。

奇怪的是,会内不少成员向传媒转述夏宝龙的讲话重点时,都是刻意强调国安法与政治斗争相关内容。这种处理虽然不算扭曲原意,但对整体社会来说仍然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让市民误解北京有关香港方针政策的重点所在,加上今次活动采取闭门形式进行,没有开放传媒公众直接听取北京官员讲话,更容易令上述问题恶化。随着香港走进“一国两制2.0”年代,陆港两地互动必将更为积极,这些跟“一国两制”发展、北京治港方针有关的探讨当然需要更对社会公开以促进交流。

与此同时,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无疑聚集了对港澳问题有深刻研究的机构和学者,但这却不代表会内人士发表意见都能够代表理解或接近北京看法。以刘兆佳本人为例,他于月初就提到去年两会增加国安法议程前未咨询过研究会意见,又表示自己对北京立法一事的决心和力度感到“惊讶”,变相承认自己早前看法出错。而整个研究会的成员又来自不同背景,对官员说法往往有更多迥异角度的引述和解释。

学者贵在不因热潮冲昏头脑

2015年刘兆佳于研究会主办《港澳研究》的期刊发表论文分析香港政改争议,当时他曾写到:“香港的内部政治议题越来越会是那些与经济增长、管治方法、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相关的实际问题……香港各方面假如能够集中精神、凝聚心智去解决那些问题,对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肯定有利,更有助于高举繁荣大纛的爱国爱港力量的聚合和壮大。”

到去年初,他又撰写〈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一文,直言维持、延续、落实“一国两制”有赖于解决深层次社会经济矛盾。比起他日前的各种观察,刘兆佳过去的分析方向好像还较显得冷静、到位。其实近几个月受到国安法执法及其他社会事件影响,部分人士转向鼓吹倾轧斗争,学者在这时候才更应该冷静思考,注意别被一时热潮左右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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