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大改革认识之八|拒绝博弈政治 重构香港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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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香港社会若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会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连续刊出,从十个方面分享对夏宝龙讲话的认识,思考香港面对的挑战。本文为第八篇。

香港的政治文化更接近西方社会,因为它曾经有超过一百五十年是英国殖民地,在冷战氛围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大多数时候对中国内地政治缺乏好感。中国政治在过去一百多年都在演变,从没有停顿下来,但至今对香港还没有太大影响。作为如此小规模的经济体,加上是完全开放的城市,深度跟随西方意识形态不会让人意外。跟随型政治文化的弊端是后知后觉,也就是在被模仿对象发生变化之后很长时间,甚至是新变化已经发生,跟随型政治体可能还在适应之前的变化。香港政治严重落后于理论的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些香港人将西方政治概括为民主自由,我一直不认同。在现实中,西方国家绝对不存在经济的民主和经济的自由,更何况如果有张选票就是政治民主,只会是对民主的侮辱。西方社会吹嘘民主自由,事实上遮蔽不了西方政治早就沦落为斗争政治,是两党或多党不断争夺权力的游戏,投票一刻看似展现了人民的意愿,但选举结束之后人民的意志不被尊重,即使大家对什么是民意存在共识。西方政客对选举承诺不负责任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选举承诺更多是用来欺骗选票,长期如此,选民也就见怪不怪。

选举民主在西方日益有沦为党争的嫌疑。图为2021年1月13日,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华盛顿国会山展示了弹劾特朗普(Donald Trump)条款的签名文件。(AP)

在港英时期,殖民地政府的施政由港督决策,从来都没有选举或民主。经济的自由同样不存在,今天一些人认为当时的自由度很高,这当然是一种想象。在回归之前,为求延续英国的影响力,港英政府开始开放选举,模式是采用英国的,但它不会思考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其选举机制不可能跟英国一样。英国是议会制,议会代表主权,但香港是行政主导,议会是纯粹的立法机关,主权属于中央政府。这种认知上的错配必然会鼓励冲突,英国模式的政党和选举机制离不开政治博弈和冲突,香港的选举文化沿袭自它,为香港政治混乱种下了祸根。

博弈政治使社会不断撕裂

英国或西方的民主选举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它只是选择执政者的机制,是好是坏取决于人民选择了谁来领导国家,选举本身并不会保证国家治理的成功。然而,一旦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大多数时间就朝着博弈政治的方向发展,但博弈政治本质上会不断撕裂社会,不同政党为了胜选会争吵到你死我活,民主的本意被严重扭曲。

民主是指政治的决策过程,它强调人民是决策过程的“主体”,决策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但“主体”并非指每件事情都由人民参与决策。很可惜,人民本来就不容易获得共识。多元社会自然存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选举并不必然弥合撕裂,当选举将社会共识收窄到只是利益之争,利益成为政治的唯一考虑,博弈顺势成为民主的形象代言,在绝大多数时候,撕裂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利益的博弈愈来愈严重是因为分配愈来愈不公平。弱势群体企图改变现状,既得利益群体誓死保护已经属于自己的收成,在既得利益群体中还有更多细分群体要扩大各自的版图。在民主政治中,只要赢得选举,利益就会增加,选举自然成为斗兽场,民主的初衷却被忘记或沦为神坛上的摆设,没有太多人在意它的真正意思。当西方选举政治持续制造撕裂时,香港却沉醉在选举迷思中,鲁莽地跳进撕裂,意识不到西方社会已经在寻找方法解决选举困局,这是我们想要的状况吗?

政治不是博弈,更不能简化为权力争夺。政治与治理有关,通过权力的合适分配提升治理的品质。然而,将政治视作权力争夺已经是比较普及的理解,治理作为政治应有的对象却变得陌生。西方政治如此,选举胜负成为一切政治的起点,“反对派”就是输掉选举的政党为自己裁剪的光彩外衣。久而久之,通过议会建立社会共识的原初理解、不同观点通过议会辩论寻求政治最大公约数这些原则,都只存在于教科书,选举政治只是让反对派永远留在原位,自己永远做执政党,以往曾经强调的跨党派共识变为政客在争取选票时的美丽说辞,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近些年来西方选举民主的乱象频发,一个代表性案例是英国脱欧,其中充斥太多权力斗争、民粹、内耗。图为2020年12月9日,欧盟支持者在伦敦英国议会附近举行抗议脱欧的示威活动。(AP)

香港的选举经验非常有限,但由于师承选举政治的鼻祖,颇能获得其真传。从一开始,香港政治就是反对派政治,后来甚至恶化为冲突政治。《基本法》规定香港是“行政主导”,一方政治势力就算拥有了议会主导权,亦无法像英国那样成为执政党。这种结构让反对派完全失去执政机会,促使一部分投机者尝试通过其他方式主导议会,结果是议会成为“街市”,立法效率不断下降。对于部分持极端思想的反对派,这种对峙局面为他们激化议会冲突提供了借口,议会内的政治甚至被议会外的冲突取代。表面的说法是和平占中,却变成违法占中,和平示威变成暴力示威,呼喊政治口号变成汽油弹乱飞,相互指骂变成群殴私了,甚至是焚烧店铺,直接烧人,杀害警察。当这种政治发生在英国,当局必然强势镇压,但狡猾的英国政客不会训斥自己的门徒,他们非常有效地将焦点放到似是而非的“大议题”上。香港的乱象就是如此穿凿附会地成为英国等西方国家指控中国的博弈材料,别小看了国际事务中的博弈,它同样可以是庸俗的。

治理才是从政者必争之地

如果选举政治本意是文明的,为什么骚乱的主导者认为,既然和平示威和议会政治解决不了问题,就应该让“勇武派”上场?这种逻辑当然是粗陋和肤浅的,但在特定情绪中还是让不少人相信。传统的温和政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喊出“不割席”的荒唐口号,最终断送了政治前程,部分人甚至成为阶下囚。多元社会必然存在反对的声音,包容是绝对应该鼓励的,然而,多元、包容是指社会应该学习相互理解和求同存异,而不是让反对声音放任为暴力冲突,甚至是城市战争。西方的议会政治容易演变为冲突政治,主要原因是选举被异化为权力争夺游戏,赢者通吃,输了就会失去一切,各方势力于是用尽力气胜出选举,乐此不疲,议会不再是用来讨论治理,它已经成为政治的名利场。

因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拖延、阻挠,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一度停摆超过半年,导致大批议案积压。图为2020年5月18日,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过程中的冲突、混乱一幕。(AP)

香港政治既然不是主权政治,它被主权授予的权力就绝不在主权的水平。香港拥有的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应有的权力,部分反修例骚乱群体与分离主义结合,与英美政府的反华力量组成联盟,将香港内部矛盾升级为主权政治,主要是出于无知和愚蠢,亦有部分人是出于对权力的贪婪和投机,一旦如此,场面自然变得难以收拾。

从他们在骚乱期间的言行理解,不少从政者对主权政治与城市政治的差异理解不深,分辨不出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等理论在政治冲突中的意思与边界,由于情绪高涨,容易模糊了平时的理性认知。不少温和泛民从政者事后都深切后悔自己的鲁莽,后悔自己不懂得对煽动言论直接说不,反而被暴力群体牵着鼻子走,违背了自己反暴力的宗旨。

博弈或对抗政治绝对不是城市政治的应有模式,以为反对派的身份就是政治光环,那是毫无价值的想像,在香港更是如此。香港政治必须牢牢紧扣治理这项原则,权力只能够聚焦在高度自治的范围,更不应让反对派政治等同“反中乱港”,中央政府才是管治权的真正拥有者,是真正和唯一的执政党。任何人企图越过这条红线,既徒劳无功,更必然被强势击溃。泛民从政者如果对此没有深切认识,无法确认自己只有能力在合法范围内论政议政,无法坚定认同“一国两制”,那就还是离反对派政治的想像远一些,免得最后因为管控不了情绪而行差踏错。

【香港十大改革认识系列文章】

一|止暴制乱是起点 改革不能停下来

二|香港必须用新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三|香港的“国际”究竟是指什么

四|这是全新的“一国两制2.0”

五|改革是香港社会的十年主题

六|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所有改革的起点

七|政治精英必须重新找到定位

八|拒绝博弈政治 重构香港的政治生态

九|公平正义必须是社会新共识 改革才有动力

十|教育、舆论、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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