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大改革认识之十|教育、舆论、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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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香港社会若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会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连续刊出,从十个方面分享对夏宝龙讲话的认识,思考香港面对的挑战。本文为第十篇。

经济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并非意指人只是物质个体,但它确实是首要的。生活的各个环节建基在经济基础之上,它们更能说明人的社会存在。现代社会学家喜欢将两者分开研究,甚至将后者专称为公民社会,希望让其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环节之外,成为社会学的专责领域。这种划分未尝不可,只要大家不会因而忽略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特别是贯穿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纽带。

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发挥着强大作用,无论是进步或消极的。其实,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是这样,传宗接代不只是依靠生育,遗传的手段不只是基因,这些都是生物学意义的,更直接影响社会和群体的生活其实是教育和文化的传承,它们是社会学意义的传宗接代。文化传承不等同意识形态,但它是其中一个重要切面。

生物学的遗传比较容易理解,社会学的传承却难以捉摸,当我们区分欧洲人和亚洲人,表面上只是生物特征的区分,但更让人眼花缭乱的其实是生活习惯和社会价值追求的差别。生物学意义的不同其实并不代表孰优孰劣,社会学意义的不同同样可以是无分好坏,就好像不同个体之间的各种喜好。同一种族群之间更容易建立合作,不同种族之间容易产生误解,不同文化或价值追求群体容易发生冲突,拥有同样信念或价值观的群体则容易相互理解。香港绝大多数人当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同一族群,但在社会学意义上,不同群体却因为价值追求差异而走上了岔路,甚至激发了巨大矛盾。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被许多人誉为中西文化的汇聚点。(新华社)

教育应为社会提供共识基础

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西文化的汇聚点,但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指什么,却没有太多人研究。中西文化不只是饮食服饰等议题,更是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的分别,其中最主要就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文化冲突。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体,而中国人普遍认为集体是人社会存在的基础。听起来好像学术讨论,但其实这在社会每个环节都察觉得到。疫情之下是否戴口罩,这究竟是个人喜好还是群体健康考虑,应该由个人作主还是集体决定?接种疫苗究竟是个人选择还是集体防疫措施?税收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对社会的价值需要?同性婚姻属于个人范畴的偏好还是社会对婚姻如何定义的权力?这些提问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学意义的文化传承吗?

如果文化是抽象的,那么教育,或者是教科书应该是具体的。在教科书中是否应该鼓励大家接受社会要求接种疫苗,还是强调这是个人喜好?应该强调个人服从社会的集体决定,还是鼓励个体的独立自主,甚至拒绝接受主流的社会道德要求?近年兴起的所谓“违法达义”是个体主义的极端案例,教科书应该鼓励这种价值判断吗?教育首先是社会的集体行为,它的主要作用是社会价值的传承,通过知识的传播,在年轻一代与成年人之间建立认识的桥梁,为社会建立共识提供知识基础,为社会高效运行培育相协调的人才基础设施。通过教育,社会将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连结起来,这是社会作为整体的成长过程,亦是人类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社会发展手段。

近年有关通识教育的争论,其实是社会选择什么共同价值的争论。大家都相信教育的重要性,更知道教育是价值观传承的手段,一部分人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是传承的主要内容,另一部分人认为社会更应该强调集体意识,教育下一代奉公守法,以众人利益为依归。这种讨论每过一段时间就应该发生,但它不应该是争吵,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商议。中西方文化汇聚的好处从来就是取长补短,并没有谁比谁优越,更没有不变的定律,但香港作为主体就必然是以中西之间的主从关系来思考教育,更不应错误以为香港是西方阵营的一员。

香港应该积极地在两种文化及价值观之间,寻找更适合香港的集体价值,通过不断修正,为香港教育和价值共识建立更科学和进步的基础。中国政府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前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要寻找更适合中国在特定时期的集体价值,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意识形态基础,香港同样应该解放思想,通过教育和价值共识的搭建,为香港的前进方向提供指引。

香港社会必须坚持言论自由原则,但它不等同放任舆论走向极端和破坏,把社会引入歧路。图为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的一幕。(香港01)

公权力须防范舆论走向极端

香港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在教育之外,舆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人口集聚所致,亦是通讯发达的结果,更是现代社会的自然发展。何谓舆论?简单定义就是社会大多数人意见的表达。由于香港是个多元社会,从众的心理同样旺盛,舆论并不会跟随某种规律定向前行,舆论的飘忽反而是常态。香港高铁站的“一地两检”曾经被认为是众多反对声音的焦点,但2018年通过后却顺风顺水。官员们认为修改逃犯条例只是针对罪犯,舆论却可以完全错误解读,甚至演变为骚乱的主题。这两项社会议题既可以说明舆论的飘忽,同样可以说明舆论的可操纵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煽动民意的高手,他非常懂得舆论是如何形成,更熟悉运用议题和工具,他让大家认识到政治可以完全被舆论绑架,操控舆论就可以从政治中获利。

舆论与媒体并不等同,互联网让舆论变得难以捉摸,社交媒体的泛滥更促使舆论的全面碎片化,曾经是传统新闻媒体专属领域的舆论,成为无主孤魂,任何人都可以摆弄,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黄之锋,是环保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还是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舆论客观环境的碎片化并不等同社会可以任由其放纵,更不等同政府可以被混乱的舆论环境所挟持。在现代政治中,夺取政治话语权先要夺取舆论的主导权,保证舆论更多时候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走向,鼓励团结而不是撕裂。民粹政治的弊端就是通过撕裂捞取政治利益,互联网世界的缺陷就是鼓励投机者操控舆论,由于投资少收益多毫无责任可言,某些人就认为这是机会。既然如此,公权力必须在舆论场牢牢掌握主导地位,失去了舆论的主导权就是失去公权力的合法性。

香港社会必须坚持言论自由原则,但它不等同放任舆论走向极端和破坏。管控部分破坏性言论是法律的责任,但舆论场的更多方面要靠政府承担有效疏导,让公众利益凌驾任何极端言论,以免社会被引入歧路。积极引领舆论是现代治理的重要内涵,亦是民主政府必备的能力,但香港政府对此显然缺乏重视,社会亦轻视了舆论场域的变化,难以适应受网络世界操控的舆论发展。

教育与舆论是作用于公民社会的精神动能,很多人认为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关键载体和养分来源。传统公民社会更多被视为与政府对立,事实上,现代治理应该积极连结公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作用,互补长短,更好地包容源自经济生产模式急速异化所产生的拉力。近年网络世界是舆论形成的主场所,民粹观点在这里容易找到扩散的空间,容易被误解为社会的主流声音,更有取代公民社会之势,社会绝不应该允许这种形势持续发展,必须巩固公民社会与公权力在舆论场域的真正核心地位。由于网络世界本身的开放性,讯息容易传播,但它不是法外之地,政府应该鼓励公民社会在网络世界的发展,自己亦应该积极参与,而且应该强调网络世界的法治建设,有系统地打击潜藏在网络世界的极端言论与非法群体。

将公民社会、教育、舆论统一审视,是社会建立价值观共识的重要路径。一旦公民社会被视作政府的对立面,它必然会与网络世界的极端言论结合,错误构建消极的舆论环境。公民社会同时应该紧密与教育环节结合,在精神领域团结一致培育社会正能量,由市民的基础认识开始巩固社会共同价值,只有这样,舆论才能够复归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协同发展提供指引与保护。

【香港十大改革认识系列文章】

一|止暴制乱是起点 改革不能停下来

二|香港必须用新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三|香港的“国际”究竟是指什么

四|这是全新的“一国两制2.0”

五|改革是香港社会的十年主题

六|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所有改革的起点

七|政治精英必须重新找到定位

八|拒绝博弈政治 重构香港的政治生态

九|公平正义必须是社会新共识 改革才有动力

十|教育、舆论、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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