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共同富裕的基础仍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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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中国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提出了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在研究制定经济政策的财经委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的长期政策框架,可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

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一个发展方向。不过,这一目标一般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进行政策的设计和考虑。此次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被提出,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政策重心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路径正在发生变化。

邓小平曾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VCG)

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实现共同富裕,仍然需要以实现发展为前提,仍需要保障“效率优先”的基本原则。在经历了几十年坚持的“效率优先”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时,的确需要进一步考虑“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因此,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政策,意味着对于这一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再平衡。因此,就“共同富裕”这一主题而言,在新的发展阶段,并不是意味着回到“绝对公平”、“均等富裕”,更不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在增量发展中,更侧重于财富分配的平衡。这也是此次财经委会议所提到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而发展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没有发展,就只有“均等”而没有“富裕”可言。共同富裕的目标,意味着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的力度提升

从具体的路径来看,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质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及缩小行业差距、缩小企业发展差距等几个方面。就后几项内容来看,需要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西部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这些政策,还是需要从供给侧来推动经济结构性的改革,从而实现整体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其所强调是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民营企业发展会增加限制,反而需要对其予以鼓励和保护,以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

就缩小贫富差距而言,这不仅涉及到对于分配领域的改革和制度的完善,也涉及到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和完善。在具体实现分配领域的政策上,按照会议的说法,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这一分配体系的构建,意味着政府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角,在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上,会继续加大对于居民的基本保障力度,提高对于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保障领域的支出力度,推进民生领域“补短板”。这意味着财政政策会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和转向。财政政策的侧重点会倾向于生态文明建设、基层“三保”、节能减排、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

当然,会议强调,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会议强调,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这实际意味着财政支出会大幅增加。因此,这方面,推进民生保障能力的提升,仍需要和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与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激进扩张,进一步增加负担

实际上,共同富裕的长期政策,已经开始对市场和产业带来了影响。从近期一系列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而言,很多国内外的研究都注意到,对于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对于教育、医疗、房地产领域的清理和监管,其实质都是在于推动经济发展向更均衡、更公平的方向转向。摩根士丹利最近的报告也提出,在新的逻辑范式下,中国似乎正在尝试将经济利益分配向劳动者倾斜,这将会带来企业盈利占比的下降。“我们看到和社会不平衡,经济可持续性,以及数据和网络安全相关的行业政策风险可能上行,而高端制造、科技自主可控、以及清洁能源有政策利好的支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新平衡、社会财富分配的再平衡,不仅仅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调整,也是全球主要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2008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的全球经济发展都呈现出社会、经济分化的趋势,这不仅是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根源,也是后疫情时期各主要经济体推动“福利化”转型的动机。在美国推动新的基建计划和3.5万亿美元社会保障计划的时候,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这一计划的实施就在于改善因疫情导致的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矛盾,她强调,“1970年代以来公共投资的下降加剧了劳动力减少和不平等。”

中国将共同富裕目标融入经济发展政策之中,与美国向“福利主义”政策转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需求侧而言,推动共同富裕,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内循环”,扩大国内市场空间的一个主要内容。实际上,市场需求的扩大,居民消费的提升,离不开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而效率的提升也离不开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提升。这些仍是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由此看来,如财经委会议所言,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政策,已经带来了财政政策、市场监管等一系列政策的改变,表明“效率与公平”这一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再平衡。(原标题: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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