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平|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逆境崛起的“四个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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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各领域的改革与整顿疾风骤雨而来,涵盖平台垄断、金融监管、资本市场、饭圈乱象、教育双减、游戏产业、分配政策以及娱乐圈等,令不少西方媒体和港台媒体直呼“看不懂”。再加上一篇自媒体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获得一众官方媒体的转载,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并在重要位置予以推广,更加重了人们的疑虑。围绕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以及中国当前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黄平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社会学研究。此为上篇。

多维:习近平在今年7月1日的中共百年讲话和后面的一系列讲话中都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曾多次剖析“现代化”这个概念,并认为现代化不是西化,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提供了两个对现代化进行解读的角度,那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您怎么理解?

黄平:“现代化”这个概念最早是从欧洲经日本引入中国的,日语里讲的“现代化”又是对欧洲工业化作出的一种日式解读。其中作为时间分期上的“现代”一词,从日语到中文也发生了一个转化,即中国区分了近代和现代,我们把1840年以前叫古代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叫近代,1949年之后叫现代。而最早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是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后来在1963-1964第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第一次把“四个现代化”明确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因为发生文革,从经济建设到科技、国防等方面的建设都有所放缓,但到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在本世纪(指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下来,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很明显领导层认识到只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需要现代化,我们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也要现代化,而且中央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这就意味着现代化不再仅仅是按领域的,更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都纳入现代化的范畴,现代化的标准也不再是简单的用GDP、财政、利润、人均收入等指标就可以概括的。

再到习总书记今年的七一讲话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其中至少包括两层新的含义(当然并不止这两层):

第一,仍然强调“现代化”,从最初分领域的四个现代化到后来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和新发展理念,其目标都是将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只不过原来邓小平所设立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时间“21世纪中叶”,现在又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2035年和2049年。

第二层含义,之所以加入“中国式”这个定语,强调的是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叫中国道路,最早叫中国特色,都强调的是不能照抄照搬,1949年前后不能照抄苏联或共产国际那一套,新时期也不能照抄西方现代化的那一套,而是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今年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中,除了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还第一次提出了“与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于中国道路,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即中国特色的道路 “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

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按照我的理解,已经不单纯是指中国的发展经验,不单纯是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具体实践个案,而是还要再提升,即一方面朝着现代化强国的方向前进,其中包括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一方面还要与中国几千年的文脉、历史、优秀文化传承、打通、弘扬。

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这两个结合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有机结合。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讲过,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理的大国,更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大国,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一直传承下来,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历史上的很多古老文明今天只能在博物馆里见到,中国能够延绵不断走到今天,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当然值得我们后人无比骄傲,但如果仅仅是古老,我们仅仅吃老本,也并不算什么了不起,关键是中华文明到现在不仅延续而且仍然充满活力,中国今天仍然处于中高速发展的状态,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到这次抗疫防疫措施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么,中国这个特殊“个案”背后的普遍性是什么?

多维:这其实就能与习近平讲话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结合起来理解了。

黄平:对,中国这个文明新形态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个别的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不仅历史很长,在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的也很优异,正在走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文明形态,奴隶社会时期的罗马帝国是一种文明形态,欧洲中世纪漫长的教权加皇权时代也是一种文明形态,时间上与西方相对应的,中国先秦时期、盛唐时期是东方古老文明形态的代表,当然,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也有他们的文明形态。

而近现代以来,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形态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开始是西欧,后来加上北美,二战后虽然有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总体而言也是在西方文明形态下的格局。如果百年后的中国在今后通过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脑袋里一说市场经济就是只是资本主义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方位的现代化,当然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邓小平时代对姓资姓社的拨乱反正,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图为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在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参观,吴邦国陪同。(新华社)

多维:人大重阳曾发布过一份报告,对中国的“逆境崛起”总结了“三个唯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得不顾忌生态变量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的全球级崛起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承诺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您曾对此增补了一点:中国是唯一一个要通过社会主义来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

黄平:是的。当时发言时间有限,其实我对前三个“唯一”也想稍加解释。第一,并不是说之前崛起的其他国家、其他文明都一概不顾及生态,古老的文明并没有发生过在大规模的生态破坏时期,更没有带来生态破坏,而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早期,他们开始现代化的时候,整个世界也还没有环境保护和生态的概念,比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日本,包括二战后发展起来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直到1960-70年代以前都没有环保的概念,更没有生态的概念,但是现在它们也开始并越来越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连美国在经历过特朗普时期短暂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拜登上台以后又在气候问题上部分地回到巴黎协议,连中美关系现在高级别的恢复对话也是在气候变化领域。所以,应该把第一个“唯一”表述为在全球唯一在发展之初就不得不顾及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的文明大国,这样比较更准确一些。

第二,“唯一的非西方文明圈中的全球崛起大国”也要略加限定,因为日本曾在GDP总量上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很长时间,至少日本在地域意义上也是非西方的,文化上也保留有明显的东方文化的特征。之所以现在将日本看作是“西方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是因为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美军接管日本,用一套西方的制度改造了日本,在制度意义上使日本成了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能加入西方的“七国集团”。

第三,说中国承诺不以战争的方式崛起,不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战争,确实有不少人强调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中华的文化基因中没有好战这一项,但是客观来说,中国自身的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存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的,当然几千年的历史中处于和平的时间更长,但也不乏战乱乃至血腥的过往。当然,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主张并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在通向现代化发展建设的道路上,没有通过武力去搞殖民、扩张、侵略,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甚至在新中国以前,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经历的恰恰是不断挨打,各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新中国不光是承诺和平方式,事实上70多年来一直是以非武力、非掠夺的方式通过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方式在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建立之初即使基础薄弱,也不能去掠夺和侵略别人,即使遇到别人打上门来,我们也自卫后主动停战或撤离,客观上战后世界的格局和我们的根本利益也决定了不可能靠殖民扩张甚或武力侵略去谋求发展,一开始我们还是被封锁,那当然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自己“勒紧裤腰带”来发展。1949年后中国就是依靠农业农村、依靠农民的汗水,通过那有限的剩余来反哺工业、反哺城市,逐步奠定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包括科技和教育等的基础。

在前三点的基础上,我补充了第四点,中国还是唯一一个要通过社会主义来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正是有了前面的三点,社会主义才既是一个口号、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信念,也是一套制度设计和一套具体实践,包括中国领导层现在强调的走共同富裕之路。其实,共同富裕并不是现在才讲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讲过多次,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另一方面,他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靠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来实现发展,否则改革就失败了!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实际是一整套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政策和实践,背后的旗帜是社会主义,其理想信念或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的,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再加上同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然就将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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