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波涛路|1945台湾新生:重做堂堂中国人的激动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撰写:
最后更新日期:

经过五十年漫长的日本殖民统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台湾人民等到了挣脱桎梏的曙光。不过,由于长期受“皇军必胜”宣传影响,台湾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日本战败投降,一时间难以置信,等到消息证实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激动,从此不用再偷偷摸摸祭祀祖先神位或阅读《中山全集》。1946年元旦,路上最常见的春联就是“家居白日青天下,春在和平博爱中”,尽显对台湾新前途的美好祝愿。

初闻涕泪满衣裳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的《终战诏书》,除了广播中有许多杂音,诏书全文是以汉文训读体的文言文写成,实际上多数民众根本听不清楚广播的内容。台北大稻埕律师陈逸松以为又是和往常一样鼓吹“圣战”的广播,对于日籍特高课警察的询问,只是敷衍以对、不以为意。直到特高课警察确认日本战败的消息后哭着离开,陈逸松才与友人王景全泡了壶好茶对饮,并感慨地说,“几十年来,我们从没有这样轻松过,今天,也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真正的茶香。”

住在新竹新埔的作家吴浊流,在当天只是听闻朋友说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可能是美军登陆台湾,或是日本战败投降。翌日他在前往台北途中,抵达竹北车站才得到确切消息,车站仍有日警监视,“人们尽管不发一言,脸上却浮现着无法抑止的喜色”。吴浊流不仅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还在着作《台湾连翘》中赞美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伟大。

1939年10月,台湾少年团团员在浙江金华进行操练。日据时代,台籍青年李友邦向往国民革命,前往广州追随孙中山,就读于黄埔军校。抗战爆发,李友邦组织旅居大陆的台湾人,成立“台湾义勇队”,他们的子女则组成“台湾少年团”,从事抗战宣传工作。(视觉中国)

《波茨坦公告》威力是伟大的,靠它,台湾终究获得解放,一切不平等都告消除,和日本人平等了,不再畏惧日本人了……在台湾人眼里等于是警察的在台四五十万日本人的优越感,随着《波茨坦公告》下子解除了,他们都恢复到人本来的样子。

对于台湾光复,吴浊流更许下美好的愿望:“从今以后,一定要建设成比日据时代还要美好的台湾,成为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理想,也是全台湾的民众,六百万岛民的期望。”

光明正大讲国语

台湾光复后,过去随处可见的日式招牌装潢也悄悄改变。民俗研究者池田敏雄在天皇宣布投降后仅仅一周的中元节(8月22日)前后就观察到,“原本是台籍文化人聚会的西餐厅‘エルテル’改名为‘万朱红’,装潢也改为中国式。‘日光堂’书局改名为‘三民书局’……橱窗上面挂着孙中山画像,中间是‘革命尚未成功’大字,下面是蒋介石像”,台中“巴”咖啡改名为“大华酒家”,足见在国民政府赴台接收前,民众对去日本殖民化、再次中国化早已迫不及待。

经过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以及后期皇民化教育,1946年的《台湾新生报》曾刊文称,三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懂汉文并会写的百人之中还可以找出一二个,三十岁以下就很难找到了,而二十岁以下的,往往连台语都说不完全,还不如说日语流利,可见普及国语是当时弥合文化断层的重要工作,“全民学国语”蔚为风潮。

1945年10月,台北街头已陆续出现“北京话补习班”招牌,曾被殖民当局停办的书房,又重新恢复,原来的私塾老师,以“天地玄黄”一类旧教材开始传习汉文,如台中市何厝书房在10月11日改为“光复学院”,重新招生上课。各地国民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国语补习班,如台北太平国民学校仅半日间报名人数就超过四千人之多,盛况空前。原来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培养华语人才的“支那大陆进出者北京语讲习会”,亦改名为“台北光华国语普及学校”,成为台北规模最大的国语讲习所。

推行国语是台湾光复后文化重建的战略性任务。图为1950年12月16日,台湾省第四届全省国语演讲竞赛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中央社)

为了让台湾闽南语族群更快学习国语,作家杨逵致力于台湾闽南语的书面化,自行研究一套仿自日文罗马化的书写系统,汉字使用不娴熟者可以罗马拼音代替,或用汉字掺杂罗马拼音,更容易跨过日文、中文转换的障碍,在出版鲁迅等大陆作家的作品时,同时在汉字旁加注闽南语拼音,以方便大众阅读。光是系统地学习国语,抗战时期流行的歌曲在台湾光复后同样大受欢迎,其中一首竟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台北士林人黄幸回忆:“(光复初期)我们不会讲普通话,就开始拼命地学ㄅㄆㄇㄈ(注音符号),去街头做报告……然后到小学教唱国民党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这首歌得以脍炙人口?原来,这首歌是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不仅歌词简单易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亦完全贴合抗战胜利、刚刚脱离日本殖民的台湾民众心理状态。无论是1946年基隆中学学生以纪念“五四运动”举行的示威游行,还是台湾学生抗议日本“涩谷事件”,抑或是声援“沈崇案”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作为台湾民众国语初学教材的《义勇军进行曲》,始终不绝于耳。

舆论场风起云涌

学习国语的热潮,以及中文使用的恢复,带动了舆论场久违的沸腾。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推动皇民化政策,废止各大周刊、日刊的汉文栏位,日本军部还介入新闻检举和取缔压制,主要的文艺刊物如《文艺台湾》、《台湾文学》、《台湾文艺》等,都只能以日文编辑发行。1944年总督府下令将台北《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兴南新闻》、台中《台湾新闻》、台南《台湾日报》、高雄《高雄新报》、花莲《东台湾新报》强行整并为《台湾新报》。在强大的舆论管控下,作家杨守愚、蔡秋桐、林越峰、廖汉臣、郭秋生等人被迫中断创作,就连能以日文写作的王诗琅、朱点人,都暂时放弃文学写作。台湾光复后一切噤声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据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教授何义麟研究表明,从台湾光复后至1950年初,全台共计超过两百种刊物创刊,可谓盛况空前,而且许多知识分子在办报创刊时,许多刊物都以“新”字命名,用以欢庆迎接新时代的来临,例如:《新台湾》、《新声》、《新青年》、《新学生》、《新儿童》、《新知识》、《新风》、《新新》、《兴台新报》、《光复新报》、《国民新报》、《东宁新报》等。新刊物也开始思考今后要如何建设新台湾。

其中民办的《新风》的创刊宗旨是“多少对于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发扬民族精神,宣传祖国文化,灌输民主思想,介绍祖国事情”,其徵稿启事还称,将设置一个“我们的主张”专栏,目的为:“这个是我们的论坛,若含有建设新台湾的正论,含有贡献祖国之论说者,诸位先生不要客气,跳上来说一说吧!”

另一本民办杂志《大同》则称:“今我台湾,重归祖国,庆祝光复,我六百余万同胞,需负建设新台湾之责。发刊以鼓吹台湾新文化为使命,供同胞之公正言论机构为宗旨。”由此可见,刚刚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向往民主社会的到来,争相表达积极进取与创新的意图,勇于揭露社会黑暗面、批评政府施政得失,“在光复后建设新台湾”,成为当时的“台湾共识”。

积极组织求稳定

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9月1日,首批盟军人员赴台,包括15名美军和3名国民政府代表。在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中,一位是“福建省政府顾问”黄承渊,在接收人员正式赴台前被视作国民政府代表,不但受到台湾民众欢迎,还受邀到处出席会议与演讲。另一位是奉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之命,赴台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组织的副队长张士德。

张士德找到想在台湾光复后有一番作为的律师陈逸松,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立了三青团台湾区团筹备处,并迅速邀集日据时期积极活跃的社运人士,如苏新、王万得、王添灯、吕赫若、杨逵、简吉、叶荣钟等人。关心底层农民生活的台南医师吴新荣,听闻陈逸松在组织三青团,感觉就像“白日见着霓虹那样,始接着祖国的吐息,非常兴奋”,“深刻地感觉需要一个政治团体来担起再建的任务,和维持社会秩序”,决定自愿作为先驱者来组织三青团的“曾北分团”。

三青团的出现,适时填补了日本投降到国民政府正式接收的政权真空状态,不仅担任各地治安警备、杜绝偷盗,保护农家耕牛,还防止各地米粮继续被留用的日籍官吏徵收,吓阻日本人和日本军人的破坏行动。

例如10月31日晚间,十多名退伍但尚未遣返的日本士兵,在桃园八德抢劫正在观看光复新剧的妇女,随即遭当地三青团服务队制服。此外,三青团新竹分团服务队积极在新竹市进行环境大扫除,清除战争痕迹,让市容焕然一新之余,更在车站整顿交通秩序,使其运作井井有条。未能出任三青团中区负责人的杨逵,则是听取林献堂建议,放弃个人组织行动、加入国民党台中筹备处且担任执委,以及组成“新生活运动促进队”,清扫台中市街道,维持街头秩序,做出配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态势。

除了积极维持台湾社会的正常运作,陈逸松眼见曾协助日本人欺凌同胞的“御用绅士”、“协力者”见风使舵,对新政府逢迎拍马,遂在台北街头张贴“欢迎陈仪长官莅台主政、要求御用绅士退场反省”的标语。《台湾新报》也呼应这个主张,称“若是被民众公认之‘御用绅士’依然以卑劣的手段,改头换面、乘机登场而求荣者,一定要遭受民众的一大反抗,致使破坏大同团结”,故这是“为建设新台湾不能免之过程”。

何以光复之初台湾社会对“御用绅士”如此深恶痛绝,甚至将他们与“汉奸”并列?这还要说到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协力者”们与不甘战败之日军中下级军官密谋推动“台湾自治(独立)”运动的合谋说起。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